蒋琬时期最大的事件就是“兴势之战”，这一战的影响非常深远，只不过影响的不是蒋琬，而是费祎。
公元244年发生的兴势之战，是蜀汉针对曹魏的进攻所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防守反击。这次战役之中，以汉中守军为先，利用地理优势主动开展阻击作战，其后来自于涪城（蒋琬已生病）的大本营各部和由费祎率领的成都军马赶到，继续追击、侧击曹魏军队，造成曹魏损失惨重，而费祎也因此战被封侯。

公元246年，董允、蒋琬先后去世，蜀汉迎来了第三任执政费祎。
费祎的执政团队继续按照“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模式打造，他的搭档是大名士许靖的侄外孙陈祗，形成的是费祎主政在外，陈祗在内协调监督君主。
兴势之战的胜利使费祎认识到蜀汉依托地理条件进行防御作战的巨大优势，这也促使费祎对蜀汉的国防思路进行了重大改变：“吾等不如丞相亦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莫寄希望于成败一举。若不如志，悔之不及”。费祎的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当时魏蜀吴鼎足之势已经较为稳固，彼此之间快速消灭对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基础上，针对蜀国的山川地理特点---易守难出的格局和蜀国地狭人少的经济基础而作出的一个现实性很强的决策。这个决策对于国小民寡的蜀汉如果只从国力、军力、经济能力的角度考虑，是较为合适的，但这个决策对于蜀汉由诸葛亮建立起的政治制度是有致命性危害的。
诸葛亮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君相合一的政治制度所建立的法理性依据就是“从权”---即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但费祎的政治决策恰恰表明蜀汉所处的“特殊情况”消失了，那么按照儒家的纲常，凭什么君权（刘禅）要受到相权（费祎）的压制和限制呢？既然蜀汉是刘家的，就该由刘家人来掌握和管理，那么陈祗在内曲意逢迎后主刘禅的各种要求也就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费祎的决策实际上是向刘禅“奉还大政”，蜀汉由此进入了正常状态的君相政治体制，君权的扩张与膨胀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了。虽然费祎本人的协调能力是很强的，对于君权、执政阶层、地方豪强以及普通民众的利益还能够平衡，但这个头一开就不可挽回了，或许费祎凭借优秀的个人能力还能掌控，那么费祎不在了呢？

同时，放弃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旗帜，又因为蜀汉的地理优势，“躺平”的懈怠感也是随着“保境安民”政策的实施，一步一步的沁入蜀汉各阶层的骨头里了，这带来的就是“经济利益全民共享”的经济分配体制的被破坏和抛弃，这就使基层普通百姓首先被排除了出去，从而导致普通百姓开始遭到来自各个权力阶层的压榨，“民有菜色”不远矣！而当随军转运、后勤补给等等都成为了生意之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争夺也开始日趋激烈起来，整个蜀汉社会的运转也开始随着权力博弈和规则制定而分化开来了，“政以贿成”就日益变得理所当然了。
姜维，在这个时期，因他与费祎的战略观念上的差异，实际上从其出身的“丞相幕府”派脱离了，投入到了刘禅的君权一系。姜维终其一生都是忠诚于刘禅的，因为在这个时期的蜀汉，只有刘禅能够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平台。但姜维最终也只是一个统兵作战的军事将领，他对蜀汉政权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费祎执政时期的蜀汉就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下，慢慢的向“死于安乐”稳步前进。

费祎于公元253年遇刺身亡，这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案。
关于费祎遇刺案，很多说法都是姜维“阴养死士”造成的。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更倾向于这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即郭修（也作郭脩）刺杀费祎是一个独立的行刺行为，并不是带有很强政治目的政治刺杀案件。为什么这么判断？因为从蜀汉的政治伦理来看，无论是刘禅还是姜维，都不是会对费祎死亡的积极追求者，这也是来自对诸葛亮所构建的蜀汉政权的政治底线的信任。但从费祎的意外去世这件事来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后主刘禅！
费祎是诸葛亮蜀汉体系的最后一个人，当他的去世，束缚在刘禅身上的所有“封印”都被揭开了，蜀汉的政治完全回到了以刘禅（君权）为中心的格局中了。

刘禅终于亲政了，他的亲政依然是“委任式”的。蜀汉的第四任执政是陈祗，而不是常说的“蜀汉四相”中的董允。陈祗+黄皓+姜维，一主政一主内一主军，但他们三人的背后站的都是后主刘禅。虽然刘禅亲政了，但他依然要面对一个庞大的政治对手，那就是“荆州小团体”。“荆州小团体”就是以诸葛瞻为代表人物，集结了董厥、胡济和樊建等人，这个小团体实际是“丞相幕府派”的延续，但“圈子性”越来越强。在陈祗执政期间，陈祗支持姜维北伐，这不过是刘禅在扩张君权，打压和应对“荆州小团体”还残存的相权的政治手段而已。陈祗在死后能够获得“忠侯”的谥号，就是因为他是为刘禅（君权）冲锋陷阵的。而姜维的北伐，虽然他还怀有“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但他的北伐往往成为了蜀汉政治斗争在军事领域的延续，比之诸葛亮的北伐对蜀汉起到的凝心聚力的作用是相差甚远的。姜维的个人际遇与后世的岳飞颇有些相似。

成都是蜀汉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刘禅+陈祗+黄皓在主持，对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做到了全面的把控；西北方向，姜维在武都是西接氐羌，北连曹魏；东边的江州，由阎宇（他或与前巴西太守阎芝有关系）主持，这里是东通孙吴，南下夜郎交趾的交通枢纽；南边南中地区由霍弋主持，这里是通过身毒道交通缅甸和印度次大陆（大秦）的起点和必经之路。姜维、阎宇、霍弋都是刘禅这一系的人员。再把纺织品贸易纳入到这个政治布局中就可以看出，刘禅通过控制生产端和贸易通道，已经把纺织品的利润纳入自己的掌控了。而蜀汉纺织品外销的利润可是蜀汉立国的最大财源和经济基础。从汉中到涪城及其以东地区的这一区域，就是“荆州小团体”的基本盘，也是传统的农业区。这里北有秦岭，东北有大巴山的崇山峻岭的阻隔，南、西、东南三个方向又被刘禅的势力围堵住了，使“荆州小团体”在纺织品贸易中被隔离开了，其经济来源也就越来越趋向于汉中+川北地区的土地经济了。那么“荆州小团体”对土地经济的需求也加剧了他们和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冲突。这也是后世论述蜀汉灭亡重要原因。但这是因为刘禅亲政后为了进一步解除相权的威胁，通过削弱“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基础，刻意制造“荆州小团体”与蜀地豪强地主的矛盾。

关于“荆州小团体”，再说两个事情：第一，胡济段谷之战失誓不至而受惩处甚微。公元256年姜维北伐与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汇合，结果胡济没来，姜维惨败。事后虽对胡济有所贬抑，但因其属于“荆州小团体”成员，故在诸葛瞻执政后的景耀二年（259年）还被迁升为右骠骑将军。这就是政治“小圈子”的典型特征：只论亲疏，不问是非；第二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话，这侧面反映出政治“小圈子”中人员选拔的封闭性。
廖化，一则他是荆州人氏，二则他也是出身于丞相幕府，这表明他在蜀汉政权中是属于“荆州小团体”中的一员。景耀三年，廖化曾邀约另一老将宗预一起去拜访刚执政的诸葛瞻，但被宗预拒绝。那么廖化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出来奔走呢？无非是为子侄部曲罢了。
在《汉晋春秋》中记录了廖化在景耀五年（262年）对姜维的评价：““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力？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这个时候，陈祗已经去世了，蜀汉已经是完全君权制了，而刘禅懒政，尽管委政于诸葛瞻，但财权人权均被刘禅掌控，所以黄皓的专摄擅权才具备现实性。廖化的这番话，表明这第一是政治表态，即对“荆州小团体”所持的保境安民政策的支持；第二是对姜维不断北伐造成了“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和人员实力被削弱的反对。
蜀汉到诸葛瞻时期，实际上是因为君权的膨胀，作为立国财源的纺织品利润完全被刘禅掌控并且不再拿出来用于蜀汉的“国事”，致使蜀汉财源匮乏，诸葛瞻只能以侵占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土地经济的办法来饮鸩止渴；再加之姜维北伐的物资和人员的损耗，使蜀地社会矛盾更加的尖锐。这也是为什么诸葛瞻要说“内不能除黄皓，外不能制姜维”的真正原因。

尽管蜀汉执政团队内部存在彼此矛盾和相互斗争，但在蜀汉最后灭亡之战中，还是让人看到蜀汉这群人来自于先辈的血性：汉中之战，傅佥（傅肜之子）战死；姜维回防剑阁，年迈的廖化、张翼赶赴战场参战；诸葛瞻父子与黄崇（黄权之子）、张遵（张苞之子）、李球（李恢之侄）在绵竹战死；刘禅投降，刘谌死节；二士争功，姜维死节。
所以说三国蜀汉从刘备开始，真的是一个不缺理想主义的地方。
通过梳理蜀汉政权的政治和经济脉络的演变，所谓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之间的矛盾和争权夺利导致蜀汉灭亡，只是表象的认识和论述，掩盖了蜀汉政权中君权和相权的变化与斗争。至于刘禅，一个“富二代”的“崽卖爷田不心疼”，他虽然不缺乏政治头脑和经验手段，但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说也罢。
最后就是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吗？以诸葛亮的思虑周全，会在这么大一件事上有缺漏吗？陈寿是什么官？欲盖弥彰！无非是蜀汉灭亡时的混乱给“化公为私”创造了条件。嘿嘿，读书人的事嘛，“窃书不算偷”！不过，相信蜀汉的历史记述早已置身在《三国志》中了。
“葛氏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未见其比”！！！
注：文章完全是对个人主观认识和思考的整理，纯个人观点。

一篇小短文。
关于费祎。
说了一大堆费祎的不是，其实还是要看到费祎所处的情况的不同，而时移事易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基本素养。
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这是诸葛亮时代的大背景。因为生存的压力，这个时候的蜀汉国家利益与统治阶层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很重要的。为了解决生存危机，诸葛亮制定了荆州不争，拓展雍凉的战略方针，其核心就是把蜀汉的生存和发展中的利益矛盾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怎么解决，最简单的一点：扩展地盘！这个方针是蜀汉发展的最正确的解决办法，但也是最难的办法，因为需要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一直为国家利益服务，这是非常难以持久的，因为“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
诸葛亮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所有资源压制住整个统治阶层，让他们跟着自己走，这是非常“逆天”的。而带领统治阶层一起走的具体策略，其实可以参看大航海时期的英国，即把国家变成一个全民参股的公司的模式。
而费祎时代，诸葛亮北伐的无功而返和兴势之战的胜利，使蜀汉的生存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统治阶层中关于蜀汉发展的方针就存在了不同的观点的，即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构思蜀汉的前进方向，实际上就是统治阶层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偏差了，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中等收入陷阱”，即都希望优先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是费祎面对的情况。
费祎也认识到像诸葛亮—蒋琬那样强力压制统治阶层保证国家利益优先的的执政模式不可持续了，所以选择了在整个统治阶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的方式来弥和利益矛盾。虽然费祎通过调和的方法，利用自己优秀的协调组织能力，建起了一个在他领导下的稳定的利益平衡体系，但付出的代价则是诸葛亮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的退化弱化。费祎的这个政策是当时的蜀汉社会矛盾的最优解，但对于蜀汉政治制度则是最坏解！
因为诸葛亮构建的政治制度是保证国家利益优先，统治阶层利益在后的根本性保障。而统治阶层中最大的利益诉求者就是君主的利益。
费祎对君主利益是控制而不是压制，即控制其膨胀的速度和规模。这也仅限费祎能够控制的住，这是来自于他与刘禅共同成长交往联系沟通的相熟相知的信任感。
而后边诸葛瞻在刘禅已经掌控住蜀汉的大部分资源后，还想像费祎那样通过协调的方式来解决蜀汉财源匮乏的根本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善财难舍！
从上面也可以看到，诸葛亮对于其后的蒋琬、费祎的这个顺序安排的深层次意思：蒋琬是一个非常好的执行者，他能够保证诸葛亮政策的延续性，彻底解决掉蜀汉的生存问题；但在蜀汉生存下来后，怎样去发展壮大，是否继续诸葛亮的政策？这就需要费祎这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去做出判断和给予回答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遗思绵远，谋及三世，诸葛亮—蒋琬—费祎，薪火相传，信任如初！

再明确一下前面的内容。
费祎是在重新构建蜀汉政权新的政治平衡。因为其当政时期，蜀汉摆脱了诸葛亮—蒋琬时代的国家危亡问题，内部君权、执政阶层以及地方豪强对国家发展都有了更多的需求，矛盾错综复杂。
费祎是以联系沟通协调妥协等一系列手段来达成一种平衡，是不同于诸葛—蒋的强力压制带领向前的模式，这是费祎作为主政者的优秀和务实。可惜，英年早逝，其已经构建的政治平衡被刘禅主政所打破。
至于北伐，费祎并不是不北伐，但事有轻重缓急，先内后外的顺序是他的主要思路。虽然对姜维北伐规模有控制，但未尝没有用姜维以战代练保持军队的锐气和战斗水平的考虑；同时对蜀汉执政阶层内部也继续保持居安思危的警醒。
综上，费祎是一个非常有水平和值得尊敬的政治家。
在其后，评价他很容易；但在其位，行其事则很难。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老实人张翼
原来看阿·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里，对于死者的死因，大侦探波罗是提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最普通的，死于中途上车的意大利黑手党的私人仇杀，事后黑手党下车跑了；而另一个就是为了复仇，同车厢的十二个人经过共谋，一起杀死了死者。

张翼的来历是很清楚的，是益州人氏，祖、父都是做官的，比较符合东汉政治中“世家子弟”这个群体的特征，是天生的官员来源阶层。

张翼是刘备取益州后提拔的，这一点很重要。然后就是历任基层职务，经历丰富，在231年出任庲降都督，做到了方面大员。张翼早期的官场经历中与诸葛亮的“丞相幕府派”是没什么交集的。
可惜的是张翼因刘胄之乱在任职两年后的233年去职，接替他的是马忠。

然后就是《三国志·张翼传》中记录的他的著名事迹：去职后，并没有速返成都，而是为马忠到任平乱做好准备工作，圆满的办好了交接工作。
这个事迹，是个人认为张翼是“老实人”的基础。
在这个事迹中，张翼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种是张翼充分相信诸葛亮。即他在工作中出现了错误，这个时候并不是去解释自己，而是迅速把错误的影响降到最低，争取改正错误，相信诸葛亮在事后能够公平公正的评价自己。这是“黑手党”版的。
另一种就有点阴暗了：在蜀汉的政治系统中，张翼因受刘备简拔，与诸葛亮的丞相幕府派并无交集，他虽然接受诸葛亮的领导，但“刘记”的印记太明显。那么刘胄之乱，张翼被去职就并不完全因为工作错误了，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给人腾位置，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翼敢放着刘胄叛乱不管，跑回成都吗？诸葛亮都能砍了他的脑袋！马谡才死几年啊？
所以张翼在交接工作中做到全须全尾，滴水不漏，这才是一个“积年老吏”的成熟和稳健，不枉多年官场的摸爬滚打。
这个事情也让诸葛亮认识到了张翼虽是世家出身，却并无骄娇二气，反而做事朴实纯熟，或许性格“持法严，不得殊俗欢心”， 但应该是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