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写给徐志摩的信

一、“从罗素”与“从拉斯基”之辨徐志摩为什么放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头衔，而去英国留学？这其中有何文化情缘，以至于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里有一段陈述：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从罗素”是徐志摩自己坦承的漂洋过海去英国的文化动因，学术界凡涉及徐志摩这段康桥历史，多引此为据。但赵毅衡在《伦敦浪了起来》中提出了“另一说”，“他与金岳霖、张奚若在纽约听到拉斯基演讲，大为倾倒，三人联袂来英，学习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言下之意，认为徐志摩是奔着拉斯基去英国的。在书中，赵毅衡为慎重起见，将“从罗素”和“从拉斯基”两种观点并存以供参考。也有学者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方面举证，以质疑前者，而认同后者。［1］从时间上说，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英国时，罗素恰好动身去了中国，且于第二年三月在中国染上重病被日本记者误报死亡。这里有两个疑点，一是徐志摩千里迢迢越洋到英国，“师从一位没有事先约定的导师，这不符合常理”；二是从时间推断，徐志摩也不可能早在美国即得知半年之后才发生的关于罗素病亡的虚假报道。据此，徐志摩在时间记忆上有误，由此推出，他关于去英国跟谁念书的人物记忆，也可能出错。从地点上说，徐志摩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九月二十四日离美，七日后到巴黎小住，即去伦敦上学。”由此认为，徐志摩计划去伦敦上学而非去剑桥“从罗素”。从人物上说，徐志摩和拉斯基有过交集，徐志摩去英国时，拉斯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学。因此，认为“从拉斯基”比“从罗素”更切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从事件上说，据梁锡华《徐志摩新传》，徐志摩经常逃课，拉斯基对校方的解释是：“我倒是不时见他的，却与读书事无关。”于是认为，师生之间“想必”还为此发生过龃龉，所以徐志摩追溯往事，有意回避拉斯基“也在情理之中”。

罗素在徐志摩书信后的批注

由于徐志摩从美赴英是其人生根本性的转折点，是“诗人”横空出世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有必要根据相关史料，对他赴英国的真实动机作进一步考辨和分析。

二、“从拉斯基”考辨赵毅衡在《伦敦浪了起来》中“另一说”里提到的徐志摩、金岳霖和张奚若“三人联袂来英”，也不确切。据《金岳霖回忆录》，金岳霖赴英国伦敦留学，是1921年12月，比徐志摩晚了整整一年零三个月；据戈洪伟《张奚若的生平与思想》所考，张奚若在1921年4月才抵英国，比徐志摩晚半年多；而陈从周《徐志摩年谱》载，徐志摩“偕刘叔和同去英国”，所以，三人“联袂来英”根本无从谈起。

金岳霖

据金岳霖回忆，当时的演讲者，除了拉斯基，还有瓦拉斯及拉斯基的老师巴克，而且自己在伦敦师从的是瓦拉斯和巴克，喜欢罗素的分析哲学和休谟的经验论，并无跟随拉斯基学习的记载。即便非常佩服拉斯基，曾向“讲学社”推荐聘请拉斯基来中国讲学的张奚若，也“无任何记载可以证实张奚若正式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读过书，且国内学人在对于拉斯基的介绍、研究中都未提及，在张奚若之后所写的拉斯基著作的书评中也未说明拉氏是他的老师”，因此，张奚若最多是一名旁听生。［2］据刘培育《金岳霖年表》，徐志摩、金岳霖和张奚若三人曾于191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同创立《政治学报》编辑社，结下了深厚友谊。翌年三人听了演讲，用金岳霖的话说，“为我们三个人以后到英国去，打下了基础。”所谓打下基础，即激发了学习哲学的兴趣，但并未萌发师从拉斯基的念头。三人中，真正佩服拉斯基的是张奚若，真正师从拉斯基的是徐志摩。张奚若回忆说：“徐志摩是个‘一生没有仇人’的人，别人不能拉拢的朋友，他能拉拢；别人不能合作的事情，他能合作；别人不能成功的地方，他能成功。你看那《新月》月刊、新月书店、《诗刊》种种团体工作，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发酵素？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粘合物？”当时同是拉斯基学生的陈西滢，也证实徐志摩在性格上具有“黏着性”和“发酵性”，“从没有疑心，从不会妒忌”，是联结朋友之间友情的枢纽。这样一位旷达之人，若为了老师的一句话就发生龃龉，反而不合乎徐志摩的性情。因此，“想必”也只是一种猜想。至于没有与导师约定就越洋来到英国，虽不合常理，但发生在徐志摩身上并不奇怪。正像温源宁所言，他带有淳朴天真的孩子气，“是一个感情冲动的人”，他自己在《落叶》中也坦称：“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是痉挛性的。”

1918年，徐志摩参加欢送留美学生大会。

徐志摩在家信中称“去伦敦上学”，与“负笈康桥”并不矛盾。康桥当年是英格兰的一座小镇，距离伦敦不足100公里，和伦敦离得很近，属于“大伦敦”的概念，以伦敦指称，符合民间习惯，并不离谱。另据周棉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附表，对1918—1925年留学英国学生的籍贯进行统计，浙江留学英国者仅徐志摩（海宁，1920)、罗家伦（绍兴，1922)、周炳琳（黄岩，1922)、应元岳（鄞县，1925)4人，后三人均入伦敦大学，唯独徐志摩去康桥。徐志摩第一次赴英，对康桥并无太多了解，加之尚未正式注册入学，一切还是未知数，轮船又首抵英国首都伦敦，故以“去伦敦上学”总称自己的英国求学梦，要比细说“去康桥上学”更符合徐志摩此时此地的特定心境，也更合乎双亲的认知常识，且与上文“到巴黎小住”相呼应。

徐志摩（右）、金岳霖（左）、张奚若（中）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合影

虽然时隔六年，在具体日期上印象模糊，但不能据此类推出他在时间追溯上的“失忆”一定会导致偶像记忆上的“迷惘”。因为偶像这样一种具有深刻影响力的恒久性、稳定性记忆，并非流动性、飘忽性的时间记忆所能比拟。他在误听罗素死耗时表现出来的“出眼泪不够，还作悼诗”的深情，若非面对积久崇仰的人物，不会如此动情。即当初若非为了“从罗素”，那么他来英国时又与罗素擦肩而过，何以闻耗流泪、作诗？这在情感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三、“从罗素”的文献依据据顾永棣、刘介民、刘炎生等人的徐志摩传记，早在美国学习期间，徐志摩就读过罗素的许多著作，诸如《自由人的崇拜》《战争与恐惧之源》《社会重建原理》《政治理想》《试婚》等，为罗素的社会理想及追求真理不畏困境的精神所折服。在英国期间及回国之后，徐志摩发表过多篇推介罗素的文章，如《罗素游俄记书后》《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罗素又来说话了》《罗素与幼稚教育》《关于＜罗素与幼稚教育＞质疑的答问》等，阐释罗素的哲学思想、社会理想和教育理念。罗素思想以仁爱和平为宗旨，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推崇，甚至试图以中国悠然自得的温情，修补片面追求“速度”“效率”的欧洲文明的异化，而在儿童的人格教育上强调父母应尽的责任。不难发现，徐志摩所深交的外国名人和朋友，如罗素、狄更生、哈代、泰戈尔等都具有很深的中国情结，罗素就曾表达过：“情愿放弃欧洲物质舒适的高等生活，到中国来做一个穿青布衫种田的农人。”以前人们误以为徐志摩留学之后完全被西方文明所同化，而忽略了徐志摩和外国朋友之间在东西文明互鉴互融中所达到的灵魂默契。

徐志摩《留美日记》的一页

罗素回到英国后，徐志摩曾致信七封［3］，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内容包括渴望见面、约定拜访时间、推荐梁启超作为撰稿人，以及将中国哲学输出到西方思想界，以完成罗素出版《世界哲学丛书》的宏愿；用中国方式准备了“红鸡蛋和寿面”，为罗素夫妇的儿子约翰举办满月仪式；邀请罗素夫妇来“邪学会”演讲，而担心“茶店子”太拥挤；希望共进午餐或饮下午茶以便面对面深谈；离开欧洲之前的告别。这七封信大致呈现了徐志摩和罗素夫妇从素昧平生到形同知己的交往轨迹，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三日的信中，徐志摩为了和罗素夫妇私下单独交流，表示“这次不请他（指狄更生，徐志摩到剑桥大学当旁听生的介绍人）也没有问题”，可见罗素在他心中的特殊位置。1925年徐志摩重游欧洲时，又去拜访罗素一家，“听罗素谈话正比是看德国烟火，种种炫目的神奇，不可思议地在半空里爆发，一胎孕一胎的，一彩绾一彩的，不由你不讶异，不由你不欢喜。但我不来追记他的谈话，那困难就比是想描写空中的银花火树。”这一印象，充分流露出徐志摩对罗素的敬仰。综上所述，罗素在徐志摩的康桥记忆里属于神交、深交和至交，是徐志摩康桥朋友中的重量级人物，是徐志摩自由理想和人文情怀的源头之一，因此，“从罗素”才是徐志摩远渡重洋赴英求学的真正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