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战事需要的考虑，秦国注重的是农业生产和军事战争，推行的是“奖励耕战”的国策。军事上实行的是“军功”制，而对农耕的规定更是十分细致严谨，秦法规定，天下雨的雨量及范围都要逐级上报；播种，亩用种量也有规定，只是可以根据土地的肥瘠稍加或稍减；耕牛是秦农业的主要动力，规定，养牛人养10头母牛，如果有4头不下仔，养牛人要受罚；对牛的喂养也有规定：牛瘦（指腰围）1寸，人笞10鞭；如果牛死掉三头，不但养牛人要被治罪，养牛人所在的县令、县丞也要承担连带罪责；对养牛情况每年有四次评比，若连续两次被评比为未尾的，养牛人要受处罚。

从某种意义上说，秦的暴政是源于秦始皇急躁、暴悷而刚愎自用的性格。

应当公正地说，秦始皇吸纳了商鞅和韩非的某些治国方略和措施，虽然管理效果显示出十分的优势，然而，某些政策和法规在今天看来，也许都远远超过现代人的接受界限，而在两千多年前人的思想意识还处于蒙昧散漫的时代，强行推广起来无疑必是困难重重、怨声载道，再加上秦代徭役繁重，给百姓带来极大痛苦，也激起了百姓对秦统治的怨恨。

《史记.李斯列传》载：“二世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日：‘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服刑者），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可见，二世所行督责之术用法之酷，是远远超过其老子的。二世的劣行，人们自然而然会记到秦始皇帐下，因为提起秦朝，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秦始皇。

我们应该运用“实事求是”这把唯物史观之刀，将秦始皇与二世胡亥剥离开来，还秦始皇帝一个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