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到宋英宗的支持之后，司马光开始挑选助手，强化编修程序。第一步是将所有史料按年月汇集；第二步是将无益于治道的内容予以删削。治平四年（1067年）春，司马光完成了第一批定稿。这时候宋英宗已经去世了。所以这第一批定稿进呈给了继任的宋神宗，宋神宗正式将该书赐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每个历史事件只能在某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上出现一次。它不像《史记》这样的纪传体史书，同一件事，比如“鸿门宴”，可以在项羽、刘邦的本纪或张良、樊哙的传记中多次出现，每次出现都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甚至可以有不同的说法。
简单说，编年体对于史事的要求是，一件事只能有一种说法。但问题是，很多历史事件都有可能存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说法。对编年体史书的作者来说，如何判断、取舍这些相互歧义乃至于矛盾的史料，势必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司马光要求助手们碰到一事多说者，对任何一种不同说法都要详加考察，或取一种比较合理的记载，或吸收不同说法中各自的合理成分，以折衷成一种比较客观的陈述。这对于修史者来说，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而且未必能事事折衷，也不能确保编纂者每次选择都是正确的。

司马光是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来选择史料的，而不是通过史料来确立观点、立场的。你读这一部史书，只是这些史学家给你堆积起来的一套史观。真实的只有史学家表达的意图，他想说明什么。

所谓“长编”，简单地讲，就是在尽可能网罗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前后通贯的历史叙事。所谓“考异”，简单地讲，就是从相互矛盾的记录中，考订出一个相对确定或更符合真实的结论。

秦始皇灭了六国，把很多关东大族迁到咸阳附近，防止他们继续在自己的地盘上兴风作浪。汉代以后很多皇帝也是这么做的，为了降低地方抗衡中央的能力，把地方精英迁徙到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很多时候就是迁徙到为现任皇帝营造的陵墓周围。把陵墓周围充实起来，形成城邑，所以叫“实陵”。这些精英在地方上都能呼风唤雨，现在政府把他们迁走，对他们来说就是鱼脱于渊。对老百姓来说，失去这些精英的领导，就成了乌合之众。

“二十四史”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断代史。断代史一般是以一个王朝的兴衰为叙述范围。所谓专门史，就是专讲某一特定领域的历史，如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开头就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用人以才，还是用人以德？

“鉴”字，最原始的含义，是指一种器具，用来装水或者装冰的。后来引申出第二个含义，就是镜子。古人在没有铜镜之前，可以用盛水的盆面来照影。《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60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81卷篇幅。

《资治通鉴》总字数近300万。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纵横近1400年。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汉武帝在位54年间，《资治通鉴》只给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讲述九年，每卷不超过两万字。

今天被我们称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完成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19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1500万左右。

司马光希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由来。

压缩历史、选取叙述对象，必然需要有标准。把什么内容保留下来，什么内容剔除出去，都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而标准的制定，又与写作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司马光的原话说，就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就是《资治通鉴》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最为简要的标准说明。

《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在洛阳留下共两大屋子的草稿。据见过这些草稿的黄庭坚等人说，这两屋子的稿子虽然都是草稿，但司马光的字迹笔笔工整，没有一个草字！

朱熹曾把《资治通鉴》改写成《资治通鉴纲目》，以传达自己的历史、政治理念，梁启超则称赞《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教科书。
明代学者严衍（1575-1645）对《资治通鉴》的“多所阔略”表示忧虑，在朋友、门生的帮助下，花三十余年精力作了部《资治通鉴补》，对原著“阙者补之，讹者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