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唐人入洛，入城过后往往先就来到天津桥，站立桥头，迎面就能观览皇城和上阳宫的盛景。这里是洛阳城的中心地标。天津桥还是朝官上朝、下朝的必经之处。在李白活跃的时代，这里是洛阳城中第一繁华地。

从大和四年（830）到大和七年，白居易做了3年河南尹。
天津桥也不尽是观览壮美宫阙、欣赏洛水景色和挥洒浪漫诗情的地方，天津桥南面还是一个诏告天下的公共广场。朝廷的圣旨诏令会在这里公布。此外，这里还曾公开处决过犯人。

从东晋永嘉南渡时的42所，到北魏时“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洛阳寺宇数量激增。据唐代《续高僧传》，隋代洛阳仅余佛寺10所。贞观三年（629），为报亲恩，唐太宗舍太原旧宅通义宫，改为兴圣寺。该年十二月，下诏在隋末各处战场修建佛寺，为死难将士和被杀敌兵做超度。

颜真卿在《泛爱寺重修记》中自称“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据统计，《全唐诗》中涉及寺院主题的诗作约有2700首，加上僧人诗作约2500首，合共5000多首。

唐代僧人很多都具备一定文学造诣，因此文士与僧人也会结成诗友，相与切磋。依佛家律制，遇法师、同道来寺院，例应迎接、供养，持钵云游的游方僧也可在任一处寺院挂单食宿，“客主混同，去留随意”。
都市寺院与俗世相接，多置产业，空余房舍较多，因此也常常容留俗家人暂住。寺院安静无干扰，唐代士子寄住寺院或居停休憩或备考应举的情况也非常多。《全唐诗》中出现了数百首宿寺诗。

唐代刻书出版还不发达，诗作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传抄诗卷，另一个途径就是题壁，题壁场所又以寺院、驿亭、官署公廨最多。在那个时代，寺院是士子和庶民百姓都能进入观览的公共空间，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寺院题壁诗。

元稹去世前，指定要让白居易为其撰写墓志。白居易依嘱写成墓志铭后，元稹家人坚持要馈赠白居易奴仆、车马、绫罗绸缎以及银马鞍、玉带等物，价值六七十万钱。白居易推拒不得，全数布施给了香山寺。

乾封元年（666），唐高宗于邙山建成“玄元皇帝庙”，供奉老子真容。“玄元皇帝庙”教内称“上清宫”，俗称“老子庙”“老君庙”，亦是后世道家命名的“七十二福地”之一。玄元皇帝庙所在的邙山峰顶，正是洛阳北郊的制高点。

西汉时期贯通成型的南方丝绸之路，其在四川境内的路段，时称灵关道。灵关道开凿于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这是司马相如在出使西夷期间，沿着先秦便断续存在的野径大致走向，精心选择并亲自督造的南下出川线路。

元康六年（296），征西大将军王诩将赴长安，时任太仆卿、征虏将军的石崇邀请了30人来到金谷园，为王将军设宴饯行。与会者包括左思、潘岳、陆机。这次宴会首开诗会雅集之定例。此次宴集后，石崇常与潘岳、左思等文友“帐饮于此焉”。

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长庆四年（824）春，白居易罢杭州刺史。五月，任太子左庶子，第一次分司东都。秋天到洛阳，或就在其间买下了履道坊一处宅子：“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其间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
宅子原先主人叫杨凭，是白居易妻子杨氏的亲戚。杨凭、杨凝、杨凌是三兄弟，本籍虢州弘农，大历中兄弟三人同登进士第，时号“三杨”。杨凭的弟弟杨凌是韦应物的女婿，而杨凭的女婿是柳宗元。杨凭大约在贞元初作过京兆尹。
唐玄宗时，岐王李范府邸中有山池，又称“山亭院”。少年杜甫曾被邀入岐王宅中做客。

秦汉之时，帝国概念的“中”开始形成，当时中国把周边视为出产奇珍异兽的异域或必须来中土朝贡的附庸。自从西汉张骞通西域，东汉班超投笔从戎以来，中国对西域多少有所了解，或通好之，或征服之，或招降而向中土纳贡之。

印度来的佛教，改变了中国自先秦以来的“西方”概念。佛教于东汉之初来到中国，于隋唐之际极其鼎盛。于是，“西”的概念逐渐从“西戎”、“西域”转为佛所来自的西方天竺国。

白居易的曾祖白温、祖父白锽和叔父白季宁都曾定居洛阳，毓材坊有白家的祖宅。贞元十四年（798），白家由宿州移至洛阳，是年白居易27岁。此后他在洛阳住了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