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农历的2月到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要播种，又要交税，手头就会很紧张。这个时候，他们会向一些富农借贷，并支付高额利息。王安石的思路就是，让政府来满足农民的借贷需要，从中收取利息，半年20%。这个利息虽然看上去挺高，但实际要比富农向贫农要求的更低。

司马光是很早发现变法弊端所在的官员之一，也是变法的反对者。他指出，青苗法的法令一出，看上去是降低了借贷利率，实际上可能诱发过度消费。第二点，之前富人和穷人之间如果发生了借贷纠纷，可以找官府解决问题。但现在，官府自己放贷，老百姓找谁呢？第三点，因为官员之间的政绩竞争，他们会想方设法让民间多借贷，这就可能造成强行摊派。比如，当时福建的一个贫困县，借贷比率居然高达70%。

王安石变法的确是让国家收入增长了。青苗法实施一年后，得到了300万贯的收入；市易法得到150万贯收入，免役法年收入800万贯，三项叠加，政府收入较前一年增长20%。但是百姓不堪重负，“饥寒流离”，社会舆论纷纷指向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看来，国家财力不足，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才。而司马光则认为，善于理财的官员不过是搜刮民脂民膏，百姓穷了就会干坏事，对国家发展不利。在农业社会，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投入和土地开发。在人口没有巨大变动、土地总数大体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财富是不可能有很快增长的。所以，司马光认为，天地之间的财富是一个定数，要百姓富足，官府就必须让利。

225年三月，魏文帝曹丕东行至召陵境内，修讨虏渠（今漯河源汇区以东沙河堤段），用于航行和灌溉。是年五月，曹丕在此发师10万人，讨伐东吴。东晋太元八年（383年）淝水之战时期，前秦苻坚率兵90万南进，运粮草船只万艘，自黄河转入洛阳石门达于汝、颍河道东运。

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宋、金两军交战期间，漯河郾城区域是主战场，从南方运来两淮地区大批军粮和草料。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年），为充分利用沙河水运往洛阳运粮，截唐水入澧河，引汝水入沙河。因沙澧二河汇流，形成海螺湾形，故名螺湾码头。从此，螺湾河渡口便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水运港口，并逐步成为周围粮食集散地。

郡县制主要是指由中央派出官员直接管理地方事务，并且全国各地的官员都由中央统一任免。这种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并且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好处就是让地方不再有独立的兵权和财权，同时也将全国各地的官吏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手中。

漯河素有“中原商埠”之称，就是因兴盛的水路贸易闻名而取得的。漯河到周口段浅滩到处都是。如果是冬季，船搁浅了，就必须脱了棉裤跳到水里用木板将船撬出浅滩。当年那些老船工年纪大了都会患诸如风湿、关节炎等疾病。若是夏天，浅水的地方经常有人洗澡，尽是些半大小子，扎猛子、打水仗，水花溅得老高。

《尚书·伊训》：敢沉迷于宫廷歌舞、酗酒的，可以被称为巫风；敢贪图钱物与美色的，沉迷于游乐田猎的，可以被称为淫风；胆敢侮辱轻慢圣人之言，拒绝忠言规劝，疏远德高望重的人，亲近愚昧无知的人，可以被称为乱风。

商朝共存在五百多年，亳为商朝都城，大约三百四十余年。宋襄公时期，宋国曾为春秋五霸之一。商朝被周所灭，商的所有礼仪典章共同归于周朝。周人掌有商人典册，并由太师管理。

重耳在逃亡中来到宋国，宋襄公以国君之礼相待。重耳十分感动；重耳离别时，宋襄公以车马二十乘相赠，并多送钱粮衣物和日用物资。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评价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

西汉时商丘称睢阳，汉高帝五年改砀郡为梁国，国都设在睢阳。梁孝王刘武是汉文帝的儿子，与汉景帝为同母兄弟，其母亲为窦太后。因为他对父母十分孝顺，死后谥号为孝王，史称梁孝王。

忘忧馆是梁孝王在庞大的梁园中修建的一处馆舍。顾名思义，此馆是梁孝王和幕僚门客闲时消遣的地方。
高适居住在宋州南门附近，把家眷也搬了过来；在南门外凿井自用，吃水灌田，以农耕为生。

商丘在后梁开平三年(909)升为宣武军，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改为归德军，五代周时仍为宣武军。五代时商丘城称宋城，为宋州州治。后梁宣武军治此（军，为地方军事长官戍守之地）。后唐时改为归德军，长官为节度使。
923年，李存勖灭掉后梁，建立后唐，定都洛阳。朱温的外甥袁象先带着盘踞宋州十多年间掠夺的数十万赃银，跑到洛阳，投降了李存勖。李存勖厚待他，并赐他姓名李绍安，改宋州宣武军为归德军，仍让他回原地镇守。李存勖对袁象先说：“归德之名，为卿设也。”意思是说袁象先投降了后唐，就是归顺有德之人了。从此，商丘改名“归德”。

北宋初复置宋州，商丘为宋州。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升宋州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诏升为南京。城分外城和宫城。后周恭帝时，赵匡胤被任为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赵普为节度掌书记。赵匡胤在宋州宋城建赵宋原庙，为圣祖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