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许许多多的使节团，虽然都来自西方的主权独立国家，在面对中国皇帝时，仍然必须遵守繁冗的觐见仪式——其中包括九次匍匐在地的叩头，以及许多自贬的话——对中国人而言，这是番邦进入中土必经的程序。

第一份由外国使节撰述有关北京之行的完整报告，是荷兰人奥尔佛特·达帕（Olfert Dapper）于1667年觐见清廷之后提出的。报告中详述了朝觐仪式，以及观察年轻皇帝康熙之后的一些感言。

1670年，身为葡萄牙使节团成员之一的耶稣会士皮方济神父（Father Francisco Pimentel）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北京夏天温度极高，更苦的是，风沙极大又极细。只要一上街，我们的头发和胡子就变得和磨坊主人一样，全盖上一层白粉。水质很差，到了晚上：衣服里会钻进一大堆虫子，我们之中很多人都被咬过。街道什么都没铺，也因此到处都是风沙，一旦下雨，就变成泥泞一片。

读者们听说这个城市伟大，很可能会联想到里斯本、罗马、巴黎，但是千万别被误导了。我必须警告他，一旦进入此城，他会以为进了葡萄牙的某个穷乡僻壤。由于规定高度不准超过宫墙，房舍都盖得很低，品质更是差劲，墙壁几乎都由泥巴或灰泥糊上竹条盖成，很少用到砖头，窗外也没有景观。

苏格兰籍年轻医师约翰·贝尔（John Bell）1714年由爱丁堡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后，前往俄国，不久受派跟随一个俄国使节团前往波斯。后来又被派往北京。贝尔描述道：
皇帝跷着二郎腿，坐在御座上。他穿着一件短短宽大的貂皮外衣，皮毛翻在外面。里面则穿着黄丝长袍，绣着五爪金龙；这身穿着除了皇室，无人可以尝试。他头上戴着瓜皮帽，以黑狐皮制成，帽顶上有一粒巨大华美的梨形珍珠，配上垂于其下的红丝流苏，就是我所见到这位君主的仅有饰品了。御椅也极简单，以木头制成，但是做工精细，距离地面浅浅的五阶，四周开阔，左右各有一巨大黑色亮漆屏风挡着。

俄国使团团长伊斯梅洛夫曾积极运作，希望自己不用向康熙叩头，但由于中国礼仪官冥顽不灵，他还是被迫作了让步。随团医师贝尔记述此事：礼仪官带着大使回来，接着命令全体下跪，向皇帝深深鞠躬九次。每鞠躬三次，就得站起来，然后再跪下。我们虽然费尽心力，希望免去这道仪式，却徒劳无功。

虽然有这种不快经验，贝尔对康熙帝的崇敬并未稍减，他写道：“我发现无论在什么场合，这位上了年纪的皇帝都非常和蔼可亲。虽然他年近七十，在位也已六十年，判断力却仍健全，思虑也仍周到；在我看来，他比许多皇子都还要精力充沛。”

在进宫朝觐历经叩拜仪式之后，贝尔和使节团其他成员旋即应邀赶赴第九皇子的款宴。当天除了晚宴，还有戏曲表演、特技演出。贝尔注意到，中国人也开始兴致勃勃地装扮成西方人了。晚宴近尾声时，皇子安排了：
几出喜闹剧，虽然有语言障碍，我还是觉得非常有趣。最后上台的，是一位欧洲绅士：衣冠楚楚，服饰缀满金银蕾丝。他脱下帽子，向所有过往的人深深致意。我必须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中国人做出这个滑稽动作时多么可笑。

在北京，有一位热情的“中国朋友”招待他们大吃一顿，最后，贝尔说，“他握住我的手，要求我让大使先回去，我则继续留下，并说我可以从他的妻妾及女儿中挑选一位最中意的，他要馈赠予我。对于这位朋友的慷慨，我只能敬谢不敏”。
其实贝尔当时仍未婚。多年后，他娶一俄国女子为妻，并相偕回到祖国苏格兰。尽管拒绝了朋友的好意，贝尔其实很喜欢中国女人。他认为她们，“除了美貌，还有许多优点。她们非常干净，服饰简朴。她们的头发亮如黑玉，在头顶上整齐地盘成一个髻，饰以自制的人造花，看来真是悦目。其中较美的女子，因为较少风吹日晒，面色极佳”。

贝尔认为，要学会基础中文以应付日常会话“并不困难”。不过他承认，“若想达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程度，就得勤下工夫，还得有相当天赋”。无论是茶叶、蚕丝、锦缎、瓷器或棉花，贸易机会均极佳，因为中国人“无论做什么，都有始有终，耐心极佳，值得赞扬”。
至于军事侵略，最好免谈。尽管中国偏居世界一隅，贝尔认为，从东南海域进攻中国也许不失为良策，但是欧洲君主实在没必要“自寻烦恼，去打搅这个既强大又好与邻为善的民族，更何况他们一向乐天知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