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相比，中国在2000余年的封建历史中，除了极个别时期外，皇权始终是强大的，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因此，皇室一直是封建势力争夺的对象。频繁变更的王朝使中国皇室的神圣性受到怀疑，远未达到日本社会的高度。

在中国唐朝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内外贸易繁荣昌盛，丝绸之路上常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队。此时，两类问题逐渐显现。一方面由于政府的税法导致货币短缺，各地州县禁止铜钱出境；另一方面商人携带大量铜钱不便于开展商品交易，于是飞钱应运而生。

飞钱类似于今天的银行汇票，是唐朝时期兴起的一种汇兑业务形式。商人可以在甲地存入，乙地支取。虽然飞钱不是纸质的，但可以视作纸币的始祖，北宋的交子正是在飞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罗素：中国从前在哲学上、美术上、音乐上，有过极大的贡献；但这种艺术，全然独立于欧洲影响之外，和古希腊文化各不相沾。
罗素早在1919年，即访华前一年在《一个英国人的中国》一文，即对维尔内一书的书评中发表了对中国文化以及对老庄和孔子的看法。

【美】史景迁《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2章）
1553年左右，葡萄牙军人兼贸易商加莱奥特·佩雷拉设法买通了中葡双方调解者，重获自由，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写了份报告，记录下个人经验、中国习俗和政府概貌。加莱奥特·佩雷拉描述在明朝的监狱见闻：
打人的工具是竹条。挨打的人匍匐着趴在地上，刑吏拿着竹条使劲地抽打他的大腿，即使旁观的人也会吓得浑身发抖。抽十下会造成大量出血，二十至三十下会血肉模糊，五十至六十下将需长期疗养，如果是一百下的话，那就无药可救了。而这种重罚，往往施加在那些拿不出任何贿赂以买通监督行刑官吏的人身上。

佩雷拉注意到，中国商人偏好住在城外郊区，以规避城内严格的宵禁。
“触目所见都是人。连不期望见到人的地方，像树旁，也总是蜂拥着一大群小孩。”
佩雷拉和马可·波罗一样，只字未提茶叶，也没有提印刷术或书法。

克路士在柬埔寨做了一年传教士，紧接着在1556年12月于广东待了几周后，决定要以文字记下个人经验和印象。克路士谈到中国人的种种生活细节，其中许多是西方人原本闻所未闻的：
人工孵蛋及当地人经营的养鸭场；玩赏笼子里黄莺的乐趣，以及如何将这些笼子凑在一起，让所有的鸟“鸣唱出一片乐音”；一般人打架时互扯头发的习惯；印刷术在中国已存在逾九百年的事实。

对于茶叶，克路士说：不论是谁，只要进了比较有品位的人家里，定就有人以托盘奉上瓷杯（杯数视人数而定），里面装着称作“茶”的温水，颜色淡红，有一股药味。茶由一种有苦味的草药制成，他们当作饮料用：无论来人是否熟稔，他们均以此待之，以示敬意，我自己就已多次受到款待。

克路士叙述人犯遭到“粗如人腿”的竹棍杖打，而且竹棍还先在水里泡过，“以增加疼痛”。行刑人员打人后，“把犯人像羊般拖回狱内”，而四周围观的人群“毫无怜恤，互相交谈，不断吃喝并剔牙”。

利玛窦表示，虽然名义上远在天边的皇帝是国家统治者，实质事务却是由经过考试制度拔擢的文官系统掌控，日常生活则由复杂的风俗习惯所规范，如此，社会和谐才得维持。而且，劳工大众各知其位，年轻人的婚姻均由父母妥为安排，缠足习俗使妇女安分地守在家中。

清廷让传教士在钦天监身居高位，重用他们成为皇家心腹，并采用他们的新观念，其中涵盖了医药（包括奎宁）、战备（铸造大炮）、天文学（哥白尼的日心说）以及绘画（包括透视法和明暗对比法）。

西班牙籍教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生于1618年，在墨西哥和菲律宾宣教多年后，于1659年抵达中国。1659至1664年间，闵明我一直在中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中文。从1666至1669年，闵明我和其他教士一起被关在广东。之后他启程返回欧洲，于1672年返抵家门。根据他的叙述，在里斯本上岸时他身上穿的是中国服装。

闵明我见到一个女弃婴，在亲生父母注视下，活活地因憋闷和饥饿致死。“她躺在浸泡着泥水的硬石头上，两手两脚高高举起”。
“在中国存在着你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一种手工艺匠，人数之多，简直难以计数。他们制作好陈列在店里的东西，其精巧程度会吓坏所有欧洲人。如果将四艘大帆船送到南京、苏州、杭州之类的城市，船上必可装满上千件的奇珍雅玩，样样让人爱不释手，只要以合理价格卖出，定会大赚一笔。如果想将房子妆点华丽，所有饰品都可以在前述几个城市内购得。”

闵明我留意到，中国人极有复制天分，他并因此担心，中国人会运用这种能力打垮西方的出口贸易。“中国人善于模仿，”他写道，“所有欧洲货物，他们只要见过，都可以仿制得惟妙惟肖。他们在广东省复制了好几样东西，因为毫无瑕疵，就以从欧进口的名义卖到内地去了。”

1644年明朝灭亡后，清朝政府终于允许西方使节前往北京，从此西方开始出现了有关中国的官方报告。不到十年工夫便出现了四个使节团：两个来自荷兰，分别于1668和1687年抵达；两个来自葡萄牙，分别于1670和1678年抵达。随后俄国也派遣了两个使节团。教廷更在18世纪初期派了两个公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