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保守派”不同，现代新儒家更多的是将西方文化的输入既看作挑战，也视为机遇，正如贺麟所言：“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

在现代新儒家学者看来，西方文化中先进的现代性因子的确对传统而古老的中国文化构成了摧毁性的压力，但中国文化若能以此为契机，汲取异质文化的新鲜血液，从而在推进自身新变的过程中寻找到新的发展点，那这对中国文化而言未尝不是一个机遇。

也正是因此，现代新儒家一直努力实现中西文化的对话，一直努力以西学为参照，挖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有益资源。例如，贺麟就曾指出，儒家思想包含了理学、礼教、诗教三个方面，理学是用来格物穷理的，代表了哲学智慧；礼教是用来规范行为的，代表了宗教信仰；而诗教则是用来陶养性灵的，代表了艺术成就。

由此，贺麟认为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是儒家思想新展开的方向：就哲学层面而言，应该用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使中国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哲学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会合融贯之后，变得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
贺麟还提出要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他指出儒家对诗教与乐教是非常重视的，但乐经的佚失使其式微，对其他艺术门类也较少涉及，因此儒学的兴起要在这一方面多用工夫。

在现代新儒家的这些学者看来，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认为中国文化完全无用了，同时也不能夜郎自大，认为西方文化已经陷入深深的危机当中，而中国文化才是最好的文化。
正确的做法是真实地回到具体的时代情境当中去，分析彼此之优劣，通过正视西方文化在当下出现的危机从而做到不盲从，同时也不片面夸大其不足而彻底摒弃，要在取长补短中使得中国文化获得不断向上生长的生命力。

现代新儒家的“中西对话”作为一种学术资源上的相互借鉴和融通，其中既有援西入儒的自身文化建设考量，同时也有向西方传播中学的理论意向，比如方东美，他有意识地利用一切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让西方学者了解中国哲学，并以其学贯中西的深厚积累和流利典雅的英语表达，为中国哲学正名的同时，也为中国学人正了名。
这些努力体现出了现代新儒家独特的学术眼光和思想面向，说明其并非拘囿于一己之文化，而是有着世界的眼光，他们总是力图将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在交流对话的基础上推而广之，使之成为人类共有的思想宝库与精神养料。

现代新儒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坚持中西对话，以期在重释儒学的过程中实现其现代转化。
牟宗三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关于生命的学问，而方东美更是将儒学视作生命哲学。

梁漱溟认为“生”是代表孔家全部思想的重要观念，他列举了许多孔子对“生”的赞美，比如《周易系辞》中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论语》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中庸》里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还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以及“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等等。

熊十力将人类的学问分为两类：一是科学，一是哲学，同时指出了二者的不同，即：科学是从实用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以理智为工具，通过向外追求来发展自身的；而哲学只能反诸自心，就其构成来说，大致可分为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四类。

方东美指出，宋明新儒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固执道德理性，并由此否认欲望、情绪、情感的合理性，从而导致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体验相对贫乏，同时也使其生命呈现出的不是开放之势，而是萎缩之态。

方东美在复兴传统文化的道路上并没有选择接着宋明理学往下说，而是追根溯源，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以及原始佛家那里寻找可资借鉴的有效资源，并本以开放的精神和自觉的态度对之进行融合

方东美指出，中国哲学的理论知识一经形成，儒家就将其转变成了躬行实践的生命哲学；而道家虽然在老子那里还只是纯粹高拔的哲学智慧，然而到了庄子，就成为有关生命的言说与表达；佛学的发展亦是如此，尽管僧肇根据初期传译的佛经，形成了佛学纯理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道生却对之进行转变，成就了佛学中的“佛性论”，以此来指导人的精神生命，为生命的自由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

就此而言，方东美认为儒道佛三家学说完全能够在“生命”的层面上实现会通，“生命”乃是中国哲学的中心。方东美弘扬的中华文化，从儒家来看，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显扬圣人气象；从道家来看，是提神高空的超越气魄，陶醉诗艺化境；从佛学来看，是慈智双修的悲悯胸襟，寻求灵明内照。

方东美认为儒家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关注生命之善性，其所言之生命富有伦理色彩，以“成圣”为目标，“儒家推己及物，发挥无限的仁爱与同情，普及一切众生与存在，视万物一体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