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之所以必要，在于审美所引发出来的趣味或情感，乃是“生活的原动力”，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源泉”（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理解的功能，“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但感情却能激发人“到底去做不做”，属于人的动力机制。
生活中的情趣要表达出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文学艺术。梁启超倡导的文学革命，不仅在于文学要运用新语句，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出新境界。梁启超谈论审美，始终紧紧扣着趣味、情感来深入展开。情趣说，可以说是梁启超境界说的核心。审美之乐，正在于精神境界的提升，在审美的愉悦中得到的精神享受的同时，拓展和提升了精神境界。

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核心理论范畴。梁启超的“趣味”具有鲜明的人生实践向度与精神理想向度。趣味人格的建构既要在生活实践中涵养，也要突出重视审美实践与艺术教育。审美的趣味生命境界，即由情感、生命、创造的融铸所实现的自由生命意趣及其主客会通和谐的富有情致的具体生命状态。
坚持美与人生的联系，强调美的启蒙价值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梁启超认为美是人生最重要的因素，倡导乐生爱美的人生旨趣与生活品格，审美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凸显了其美学思考的人生指向与实践品格。梁启超把趣味视为人生的本质，认为趣味是生命的动力与价值所在。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趣味的追求与实现。

提倡趣味教育是梁启超教育思想中的一大亮点。他希望国民不仅“敬业”，而且“乐业”。他一生中最常用的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学习的过程就是充实知识、训练思维、更新观念的过程。他教育子女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写家书。梁启超现存家书有400余封，前后持续十五年。

梁启超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提出：“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现代社会是现代制度、现代科技、现代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共同体。现代社会由现代人缔造，现代人支撑，现代人推动前行。梁启超的“新民”实际上是一项“灵魂工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所谓“立”，就是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所谓“破”，就是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改造。梁启超认为，国民性如不提升，老百姓就不可能成为具有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的“现代公民”。“非读万国之书，不能通一国之书”，是他的经验之谈。

他提出了教育平等观点，主张实行强制性的普及教育。他希望在千人以上的市镇村居设小学一所，大镇大乡，每两千人或三千人增设一校，由此养成小学义务教育的风尚。梁启超还将审美教育视为开启民智的重要途径，力图通过多种手段提升和加深人们的审美体验。

梁启超的国学根底终究要比他的西学根底深厚得多，西学对于他不过是供取舍的材料而已；胡适恰恰相反，他所受的系统的西学教育训练，使他牢固形成了一套西方式的观念论与方法论，国学对于他只是供其整理研究的材料而已。
梁启超以中国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根据中国人的标准去选择西方文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胡适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一套东西，应当是全世界人都需要的。

胡适认为西方文化比自家向前多走了一步或先走了一步，他们已经进到现代，所以我们应当虚心地向西方学习，既然要学人家，自然要以人家先进的东西为目标、为标准，要仿效，仿效多了，熟练了，再求创造。
梁启超虽然也不否认西方的先进，但认为中国自己有非常丰富和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关于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学说比西方人高明。我们学西方只能根据我们的需要选取我们所缺的东西，而人生观方面西方人要向我们学习。

梁启超说，“孔子的‘仁学’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至宝，这绝不是用科学方法可以研究出来的，要用内省的功夫实行体验，体验后躬行实践，养成美妙的人生观。看西洋人何等可怜！肉搏于这种机械唯物的枯燥生活当中，真可说是始终未闻大道。”

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演讲时说：“中国之学术就如矿产，宝藏极富，应用新方法来开掘，新的方法是西方来的……但不是用西方文化来替代中国的旧有文化，而是选出西方文化好的部分，补充我们的文化，造成一种新文化。学术是多样性的，不能以一个人的论断为准则，应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东西。”

梁启超认为国学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是梁启超1923年1月9日在东南大学国学社所作的演讲。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了“求真”、“求博”、“求通”三个标准。“求真”，是指去伪存真；“求博”，是指旁征博引；“求通”，则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他在阐述“求博”时指出，“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就要将“同类或有关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而不能只靠“单文孤证”便下结论。“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作者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满屋散钱，穿不起来，虽多也是无用”，“总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

梁启超在《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应从五个方面整理并发扬光大：一是陶养人格至善的儒家人生哲学；二是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地位的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三是最圆满的宗教——佛教；四是在人类文化中有极高价值的中国文学、美术；五是在人类文化中有极大意义，世界罕见其匹的历史学。
梁启超说，除做好文献方面的工作之外，还要运用儒家的人生哲学，以内省、躬行的方法去“实行体验”，通过“躬行实践”，“养成‘仁’人生观”。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人生观，才算汲取到国学的精髓，不愧为先圣的后代。梁启超认为，学是为了行，“为学”与“做人”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个体的人格与社会的人格也是不能割裂的。
面对东渐的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主张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汇择其长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新民说》）。他说，“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他认为，只有在中西文化比较、会通的基础上，才能准确认识、把握中国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作用。

梁漱溟育有两子，分别起名培宽、培恕，此二名可见梁“最后一个儒家”的精神气象。晚年，梁漱溟曾书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于1941年春至1949年6月完成，同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正式出版。在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探讨不绝于缕，从时序上来看，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为压轴之作。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1921年出版后，其影响不低于大约同时而稍早出现的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反传统主义笼罩的五四思想界，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梁漱溟以其阐扬孔学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