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蜀汉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刘禅+陈祗+黄皓在主持，对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做到了全面的把控；西北方向，姜维在武都是西接氐羌，北连曹魏；东边的江州，由阎宇（他或与前巴西太守阎芝有关系）主持，这里是东通孙吴，南下夜郎交趾的交通枢纽；南边南中地区由霍弋主持，这里是通过身毒道交通缅甸和印度次大陆（大秦）的起点和必经之路。姜维、阎宇、霍弋都是刘禅这一系的人员。再把纺织品贸易纳入到这个政治布局中就可以看出，刘禅通过控制生产端和贸易通道，已经把纺织品的利润纳入自己的掌控了。而蜀汉纺织品外销的利润可是蜀汉立国的最大财源和经济基础。从汉中到涪城及其以东地区的这一区域，就是“荆州小团体”的基本盘，也是传统的农业区。这里北有秦岭，东北有大巴山的崇山峻岭的阻隔，南、西、东南三个方向又被刘禅的势力围堵住了，使“荆州小团体”在纺织品贸易中被隔离开了，其经济来源也就越来越趋向于汉中+川北地区的土地经济了。那么“荆州小团体”对土地经济的需求也加剧了他们和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冲突。这也是后世论述蜀汉灭亡重要原因。但这是因为刘禅亲政后为了进一步解除相权的威胁，通过削弱“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基础，刻意制造“荆州小团体”与蜀地豪强地主的矛盾。

看得出有些小黑子很急，回复了就拉黑

关于“荆州小团体”，再说两个事情：第一，胡济段谷之战失誓不至而受惩处甚微。公元256年姜维北伐与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汇合，结果胡济没来，姜维惨败。事后虽对胡济有所贬抑，但因其属于“荆州小团体”成员，故在诸葛瞻执政后的景耀二年（259年）还被迁升为右骠骑将军。这就是政治“小圈子”的典型特征：只论亲疏，不问是非；第二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话，这侧面反映出政治“小圈子”中人员选拔的封闭性。
廖化，一则他是荆州人氏，二则他也是出身于丞相幕府，这表明他在蜀汉政权中是属于“荆州小团体”中的一员。景耀三年，廖化曾邀约另一老将宗预一起去拜访刚执政的诸葛瞻，但被宗预拒绝。那么廖化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出来奔走呢？无非是为子侄部曲罢了。
在《汉晋春秋》中记录了廖化在景耀五年（262年）对姜维的评价：““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力？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这个时候，陈祗已经去世了，蜀汉已经是完全君权制了，而刘禅懒政，尽管委政于诸葛瞻，但财权人权均被刘禅掌控，所以黄皓的专摄擅权才具备现实性。廖化的这番话，表明这第一是政治表态，即对“荆州小团体”所持的保境安民政策的支持；第二是对姜维不断北伐造成了“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和人员实力被削弱的反对。
蜀汉到诸葛瞻时期，实际上是因为君权的膨胀，作为立国财源的纺织品利润完全被刘禅掌控并且不再拿出来用于蜀汉的“国事”，致使蜀汉财源匮乏，诸葛瞻只能以侵占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土地经济的办法来饮鸩止渴；再加之姜维北伐的物资和人员的损耗，使蜀地社会矛盾更加的尖锐。这也是为什么诸葛瞻要说“内不能除黄皓，外不能制姜维”的真正原因。

尽管蜀汉执政团队内部存在彼此矛盾和相互斗争，但在蜀汉最后灭亡之战中，还是让人看到蜀汉这群人来自于先辈的血性：汉中之战，傅佥（傅肜之子）战死；姜维回防剑阁，年迈的廖化、张翼赶赴战场参战；诸葛瞻父子与黄崇（黄权之子）、张遵（张苞之子）、李球（李恢之侄）在绵竹战死；刘禅投降，刘谌死节；二士争功，姜维死节。
所以说三国蜀汉从刘备开始，真的是一个不缺理想主义的地方。
通过梳理蜀汉政权的政治和经济脉络的演变，所谓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之间的矛盾和争权夺利导致蜀汉灭亡，只是表象的认识和论述，掩盖了蜀汉政权中君权和相权的变化与斗争。至于刘禅，一个“富二代”的“崽卖爷田不心疼”，他虽然不缺乏政治头脑和经验手段，但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说也罢。
最后就是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吗？以诸葛亮的思虑周全，会在这么大一件事上有缺漏吗？陈寿是什么官？欲盖弥彰！无非是蜀汉灭亡时的混乱给“化公为私”创造了条件。嘿嘿，读书人的事嘛，“窃书不算偷”！不过，相信蜀汉的历史记述早已置身在《三国志》中了。
“葛氏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未见其比”！！！
注：文章完全是对个人主观认识和思考的整理，纯个人观点。

一篇小短文。
关于费祎。
说了一大堆费祎的不是，其实还是要看到费祎所处的情况的不同，而时移事易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基本素养。
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这是诸葛亮时代的大背景。因为生存的压力，这个时候的蜀汉国家利益与统治阶层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很重要的。为了解决生存危机，诸葛亮制定了荆州不争，拓展雍凉的战略方针，其核心就是把蜀汉的生存和发展中的利益矛盾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怎么解决，最简单的一点：扩展地盘！这个方针是蜀汉发展的最正确的解决办法，但也是最难的办法，因为需要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一直为国家利益服务，这是非常难以持久的，因为“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
诸葛亮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所有资源压制住整个统治阶层，让他们跟着自己走，这是非常“逆天”的。而带领统治阶层一起走的具体策略，其实可以参看大航海时期的英国，即把国家变成一个全民参股的公司的模式。
而费祎时代，诸葛亮北伐的无功而返和兴势之战的胜利，使蜀汉的生存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统治阶层中关于蜀汉发展的方针就存在了不同的观点的，即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构思蜀汉的前进方向，实际上就是统治阶层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偏差了，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中等收入陷阱”，即都希望优先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是费祎面对的情况。
费祎也认识到像诸葛亮—蒋琬那样强力压制统治阶层保证国家利益优先的的执政模式不可持续了，所以选择了在整个统治阶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的方式来弥和利益矛盾。虽然费祎通过调和的方法，利用自己优秀的协调组织能力，建起了一个在他领导下的稳定的利益平衡体系，但付出的代价则是诸葛亮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的退化弱化。费祎的这个政策是当时的蜀汉社会矛盾的最优解，但对于蜀汉政治制度则是最坏解！
因为诸葛亮构建的政治制度是保证国家利益优先，统治阶层利益在后的根本性保障。而统治阶层中最大的利益诉求者就是君主的利益。
费祎对君主利益是控制而不是压制，即控制其膨胀的速度和规模。这也仅限费祎能够控制的住，这是来自于他与刘禅共同成长交往联系沟通的相熟相知的信任感。
而后边诸葛瞻在刘禅已经掌控住蜀汉的大部分资源后，还想像费祎那样通过协调的方式来解决蜀汉财源匮乏的根本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善财难舍！
从上面也可以看到，诸葛亮对于其后的蒋琬、费祎的这个顺序安排的深层次意思：蒋琬是一个非常好的执行者，他能够保证诸葛亮政策的延续性，彻底解决掉蜀汉的生存问题；但在蜀汉生存下来后，怎样去发展壮大，是否继续诸葛亮的政策？这就需要费祎这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去做出判断和给予回答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遗思绵远，谋及三世，诸葛亮—蒋琬—费祎，薪火相传，信任如初！

再明确一下前面的内容。
费祎是在重新构建蜀汉政权新的政治平衡。因为其当政时期，蜀汉摆脱了诸葛亮—蒋琬时代的国家危亡问题，内部君权、执政阶层以及地方豪强对国家发展都有了更多的需求，矛盾错综复杂。
费祎是以联系沟通协调妥协等一系列手段来达成一种平衡，是不同于诸葛—蒋的强力压制带领向前的模式，这是费祎作为主政者的优秀和务实。可惜，英年早逝，其已经构建的政治平衡被刘禅主政所打破。
至于北伐，费祎并不是不北伐，但事有轻重缓急，先内后外的顺序是他的主要思路。虽然对姜维北伐规模有控制，但未尝没有用姜维以战代练保持军队的锐气和战斗水平的考虑；同时对蜀汉执政阶层内部也继续保持居安思危的警醒。
综上，费祎是一个非常有水平和值得尊敬的政治家。
在其后，评价他很容易；但在其位，行其事则很难。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老实人张翼
原来看阿·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里，对于死者的死因，大侦探波罗是提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最普通的，死于中途上车的意大利黑手党的私人仇杀，事后黑手党下车跑了；而另一个就是为了复仇，同车厢的十二个人经过共谋，一起杀死了死者。

张翼的来历是很清楚的，是益州人氏，祖、父都是做官的，比较符合东汉政治中“世家子弟”这个群体的特征，是天生的官员来源阶层。

张翼是刘备取益州后提拔的，这一点很重要。然后就是历任基层职务，经历丰富，在231年出任庲降都督，做到了方面大员。张翼早期的官场经历中与诸葛亮的“丞相幕府派”是没什么交集的。
可惜的是张翼因刘胄之乱在任职两年后的233年去职，接替他的是马忠。

然后就是《三国志·张翼传》中记录的他的著名事迹：去职后，并没有速返成都，而是为马忠到任平乱做好准备工作，圆满的办好了交接工作。
这个事迹，是个人认为张翼是“老实人”的基础。
在这个事迹中，张翼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种是张翼充分相信诸葛亮。即他在工作中出现了错误，这个时候并不是去解释自己，而是迅速把错误的影响降到最低，争取改正错误，相信诸葛亮在事后能够公平公正的评价自己。这是“黑手党”版的。
另一种就有点阴暗了：在蜀汉的政治系统中，张翼因受刘备简拔，与诸葛亮的丞相幕府派并无交集，他虽然接受诸葛亮的领导，但“刘记”的印记太明显。那么刘胄之乱，张翼被去职就并不完全因为工作错误了，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给人腾位置，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翼敢放着刘胄叛乱不管，跑回成都吗？诸葛亮都能砍了他的脑袋！马谡才死几年啊？
所以张翼在交接工作中做到全须全尾，滴水不漏，这才是一个“积年老吏”的成熟和稳健，不枉多年官场的摸爬滚打。
这个事情也让诸葛亮认识到了张翼虽是世家出身，却并无骄娇二气，反而做事朴实纯熟，或许性格“持法严，不得殊俗欢心”， 但应该是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人才。

那么这两种情况哪一种对呢？先放下。
诸葛亮去世后，张翼因“追论讨刘胄功，赐爵关内侯”。那么是第二种情况？不能简单的这么认为。
诸葛亮是一个比较严格的领导，他对高级干部的要求是很高的，从蒋琬、姜维等生活简朴，不蓄私产这样的作风就能略见一斑；同时诸葛亮也是公正包容的，李严犯了那么大的错，还能指望被诸葛亮重新启用，所以对于刘胄之乱和张翼的作为表现，诸葛亮认为是功过相抵的也算客观中肯，对张翼也是继续任用，使之效力军伍，积功升迁，奖罚合适。
而在诸葛亮死后，因讨刘胄之乱的功绩封张翼为侯，从道理上看是蜀汉政权对张翼的评价是改为功大于过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改变呢？这就牵涉到刘禅与“后诸葛亮团队”的斗争。

蜀汉“益州四将”——王平、马忠、张翼和张嶷是各有不同的。王平是魏延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马忠是没有家世的，按照举主阎芝考虑，也算是荆州系的人；张嶷是马忠部将，从南中到北伐，基本上算“纯武夫”（无贬义）。只有张翼 ，世家子弟，是有根基的。再因为“刘记”的缘故，在南中吃了“挂落”，但知情识趣，这么多年又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做事，使张翼成为了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要拉拢益州世家巩固君权的一个标杆，蒋琬能反对吗？
再有因魏延事件，蜀汉政权内部的矛盾急需弥和，一个关内侯而已，所以对张翼的评价有改变，是情理之中的。
透过张翼封侯这个事，我仿佛看见了费祎在其中的长袖善舞。

在费祎去世后，姜维北伐时，张翼跳出来唱“反调”，结果姜维居然是“强率”（维不听，将翼等行）张翼出兵；更夸张的是“自翼建异论，维心与翼不善，然常牵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这真是怪事连连。兵凶战危之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居然能够在将帅思想不统一的情况下还要“牵率同行”，姜维就是这么欺负老实人的吗？姜维这不是胆大，这是心大的没边了！
姜维为什么敢这样对待张翼和张翼为什么要反对姜维北伐呢？

在陈祗姜维时期的北伐，其背后实质都是刘禅君权的扩张。刘禅的主要目的是要用北伐这面旗帜，收缴掌握在丞相幕府派（后来的荆州小团体）手中的各项政治、经济资源，用于巩固自身权位。
真以为当“虚君”那么舒服啊？随时都在掉脑袋的边缘的。“陛下何故谋反？”可是满满的血与泪啊！
费祎的保境安民的政治决策，在基于蜀汉国力、军力、财力以及生产力这些方面的考虑是有其正确性的，除了对诸葛亮建立的政治制度有损害，但费祎这个执政者都不在乎，其他人当然是乐观其成的。
张翼反对姜维是出于维护益州本地势力的利益考虑的，但他的反对与诸葛瞻后来对姜维的反对是性质和内容都完全不同的。
举个类比。姜维与张翼之间的意见分歧就像这样：北伐这个生意可以做，但谁出本钱？双方讨论的是在收缴丞相幕府派的各项资源后大家的分成问题。
而姜维与诸葛瞻之间的场景是这样的：
姜维（刘禅）对诸葛瞻说：把钱拿出来北伐，这是你爸说的！
诸葛瞻说：大哥，没钱了！咱不出去浪行不？我费叔在那会就说没钱了！
正是因为姜维与张翼在利用北伐这个事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所以张翼的反对只是具体步骤方法的不同，姜维才能“强率之”。而后来姜维想用这一招对付荆州小团体，结果胡济就敢在段谷之战“闪”了姜维一把。
张翼是在洮西之战后，才逐步站队到诸葛瞻这边。这是因为姜维北伐所造成的损耗远远大于益州势力的收益，所以转而与诸葛瞻利益渐趋一致了。张翼所代表的益州势力与姜维合作是为了“开源”，而与诸葛瞻合作则是为了“节流”，总其原因，就是刘禅掌控了纺织品贸易的利润，只拿这些利益来巩固自身权位，而不是投资国家的发展，使蜀汉的财源匮乏，造成蜀汉除了刘禅都是输家（包括姜维）的局面。

那么张翼在君相二元论中，算哪一边呢？他是代表支持刘备刘禅的益州势力，算君权系里的中间派。这个回答是不是很滑头啊？
最后，顺带说说蜀汉的“全勤奖”获得者—廖化。按照这个逻辑划分，廖化算哪一边的呢？廖化也是中间派，不过是属于相权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