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汤显祖同时代的戏剧理论家王思任称 “临川四梦”之“立言神旨”为：“《邯郸记》，仙也；《南柯记》，佛也；《紫钗记》，侠也；《牡丹亭》，情也。”
汤显祖的《邯郸梦记》写成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是他的最后一部传奇作品。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朱的“逾轨”，有爬阳台的幽会，但在《牡丹亭》中，只有杜丽娘梦中的“梅来”——柳梦梅的到来。
尼采宣称：“我完全是肉体，不再是别的；灵魂不过是附属于肉体之某物的名称而已。”

元朝初年，杭州一度降为杭州路。后来又升杭州为江浙行省的省会，地域包括今天浙江、福建全境，以及苏南、皖南、江西鄱阳湖以东地区。早在唐朝，广州、扬州、杭州就并称为中国三大口岸。杜甫曾有诗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西陵，即今杭州萧山。

元代贸易口岸很多，市舶司最多时达7处，除一处在广州外，其余都在江浙行省，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浙江、福建两地。元代进口到杭州的商品，以珍宝和香料居多。杭州当时的主要出口商品则为纺织品。

张士诚自立为吴王，以平江（苏州）为大本营，按照王的身份地位设置属官，建造府第。他让弟弟张士信为浙江行省左丞相。势力范围几乎覆盖了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区。1358年，张士诚攻占杭州，一直到1366年十一月。

1366年十一月初六，朱元璋的部下李文忠率军占领湖州，进兵杭州，张士诚的杭州守将平章潘原明则不战投降，李文忠率军进城，获得21万石粮食。1367年底，朱元璋大军包围平江城，张士诚率余部死守拒降。经十个月攻坚，平江城破，张士诚自杀，终年47岁。

从1276年元军攻下临安，一直到1356年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杭州止，在整整80年时间里，杭州受到元朝的统治。宋代开始在苏州、杭州、南京（江宁）三处设官局织造。北宋太宗至道年间，在杭州设织务局，专收丝织品，供宫廷。

刘知几《史通》（中华书局，2022年）
我曾经用编撰史书的闲暇，探讨史书编撰的相关问题，下笔不能停止，就有了满筐满箱的积累。于是把他们分门别类，编撰成为一书。当年汉代众多儒生，集中在一起讨论经传的异同，定稿于白虎观，所以书名就叫《白虎通》。
我既然在史馆完成此书，所以就以《史通》为书名。而且汉寻找司马迁的后代，封为史通子，由此可知史之称通，由来已久。广采众人的意见，于是定下这个书名。

自从周朝灭亡后，《尚书》的这种体裁就被废弃了，直到汉、魏，也没有能够继承这一体裁的人。假如帝王没有本纪，公卿缺少列传，就会使年月失去时间顺序，官爵乡里难以清楚，这些都是以往所忽略，而今天所重视的。

刘知几认为，编年体之长：一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历史，能将“中国外夷，同年共世”之事完备加以记载，使人一目了然；二是“理尽一言，语无重出”，能避免叙述上和评论上的前后重复，节省大量的篇幅。编年体史书的最大缺陷在于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

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传、表、志各有分工，综合运用，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历史，能做到“显隐必该，洪纤靡失”，颇为详尽。短处在于：一事而分在数篇，既彼此重复，又相互脱节。

张国刚《<资治通鉴>通识》（中华书局，2015年，6章）
《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上接《左传》内容，下迄赵宋，记载了战国至五代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

司马迁《史记》纵横恣肆，直抒胸臆，力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资治通鉴》厚德载物，忧国忧民，“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

宋元之际学者胡三省曾为《资治通鉴》作注，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曾国藩认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资治通鉴》浸透了作者为官为学的阅历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