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道家更具诗人气质和艺术才能，其所言之生命可以视为是一种艺术化的生命，以求得生命的超脱解放为旨归。方东美指出道生根据“佛性论”主张将人性提升到“佛性”的神圣状态，从而开拓出一条自由发展的生命之路。

儒道佛三家虽然都讲生命，然其关注的角度却各不相同，方向上也均有偏重，但若从生命全体的角度对之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无论是道德的善性、艺术的美感，还是宗教的神圣，它们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向度，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生命都不能趋向完美。而方东美所要做的就是将生命的不同向度统摄于“价值”的名义之下，进而说明只有道德生命、艺术生命、宗教生命三者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补充才能真正地将生命导入完美的境界之中。

在方东美看来，审美的意义一定要回归到人之现实生命当中才能得以落实，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人在审美的体验中不断超升，从而摆脱现实的束缚，到达人生的自由之境，从此种意义上讲，最高的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之间应该是彼此互通的。
方东美生命美学的审美境界论就是要将儒家的道德生命、道家的艺术生命及佛家的宗教生命会通提升到集真善美等价值于一体的玄妙之境，使得生命之美在此境界中不仅是感性的，而且是道德的、神圣的，美成为“完善”“完美”。

方东美认为，在众多的古代文化典籍中，真正能够代表原始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是《周易》和《尚书》。就方东美的哲学和美学致思而言，他终生服膺《周易》，并一直以其为理论基石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与美学思想体系。

方东美指出，在成周时代（从周武王到周公到成王），中国古代文化就已经将自身所具的原始宗教价值转而化为了道德价值，由此便在现实世界与神圣世界之间形成了彼此的沟通，并最终使人类生命的道德秩序得以成型。

而后，这一传统又经由周公传给了孔子，并由其进一步衍生了关于艺术精神与道德精神能够相互贯通的说明，成就了早期中国人在做人方面不仅要“尽善”，还要“尽美”的价值统会要求。

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意思就是，一个充实完备的人格应该承受、把握天与地的创造精神，与宇宙大化冥合为一，从而不仅完成自己的生命，还要完成宇宙中一切存在的生命。

方东美1919年在金陵大学求学的时候就在《少年中国》月刊上（一卷七期）发表了题为《柏格森“生之哲学”》的文章。1920年美国留学之后，又尽读柏格森的书，并完成了一篇受到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麦奇威博士高度赞扬的论文《柏格森生命哲学之评述》。

方东美指出西方一切科学都是先把研究的对象安排在一个孤立的系统里面，根据孤立的系统设计出的特殊方法就只能应用在特定的系统范围之内，一旦越界便会失效。

在方东美看来，华严宗哲学集中国佛学思想发展之大成，其理论系统很好地彰显了中国人在哲学智慧上所发挥的广大和谐性，其所倡导到达的“一真法界”乃是一个消融了一切差别、对立及矛盾而形成的圆融和谐之境，人的精神在其间自由无碍。

方东美在贯通中西哲学理论资源的“广义的周易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普遍生命”这一具有本体性质和意义的概念，并借此概念说明宇宙及个人在生命创进、大化流衍过程中相互配合、圆融和谐的基本状态。

所谓“育种成性”，即“在赓续不绝的时间之流中，创造性的生机透过个体和族类的绵延，对生命不时赋予新的形式”。方东美认为这一定律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角度，甚至从大宇长宙的观点来看，整个宇宙发生的历程都是如此。

方东美所谓的“普遍生命”的“生之理”首先乃是一种对生命形式的创造，而正是这种生命形式的不断创造，促使着生命形式的新旧更替，人类由此得到了延续，宇宙也因此而不断进化。

生命本身即拥有着无穷无尽的能量，能够促使其在日新中不断获得扩展，从而保证充沛的活力、永远不陷于衰竭灭裂。生命在创进的历程中将表现出无限的活力，它不断向前拓展，前赴后继，不仅场面宏大，而且境界高远。
生命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的连续系统，看似波澜不惊，静而少变，实则却是善于在潜藏的变化中显示出来无穷的机趣。普遍生命在其创进的历程中所展现的活力是永远不会萎缩枯竭的，它永远能够散发出新的生机。

方东美指出所有生命的完成，以及价值的实现，都得得力于这一“爱”的精神。方东美将“爱”视为万物化生的一个关键性的条件，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种精神才能消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万物不致在对立交战中受到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