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方向来有重科学的传统，所谓科学传统，总是以特定的分离性思维为前提的，因为对于任何事物，当我们把它放在科学的显微镜下观照时，其结果必然是以抽象的数理为方法，将诸种因素理解为清晰可见的，并最终得出一系列客观的、清晰的、冰冷的结论。

方东美对这种科学主义所秉持的分离性思维及其对人类全整心灵的分裂向来是痛心和批判的，他认为，科学的实践方式是由对局部条分缕析的审察衍化到对整体的综合判断。与这种割裂的思维方式相对照的，是中国人独具特点的思维方式，中国人提倡以整体性的眼光观物，绝不将一种事物理解为各部分之拼贴，而看作是圆融为一的有机整体。

艺术是以物质界的形色声音象征吾人内心之精神世界，艺术作品也就是吾人内心精神境界之客观化——吾人内心精神境界在物质投下之影子。所以艺术创作即是沟通内心与外界，精神与物质，超形界与形界之媒合，艺术精神融摄内心与外界，精神与物质，超形界与形界之对待，而使人于外界中看见自己的内心，于物质中透视精神，于形而下中启露形而上。

希腊艺术是描绘性的，如其雕刻艺术，艺术家只需用心揣摩、观察人体每一部分之间的具体关系，即能惟妙惟肖地表达其多样的身姿。而中国艺术所追求的则是气韵生动之美。中国艺术绝不会将生命化成呆板的死物，这样只会消弭宇宙人生所本来具有的雄健优美及一切万有所含藏的生香活意，从而使艺术作品的绮丽瑰伟僵化殆尽。

所谓“神”意指对象由内在生命所透显的灵性和气质，这是一种与作为其物质性载体的“形”相对的精神性存在，所谓传神，即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不执着于事物的外在形迹，而重在表现其生命透显的内在神韵。

在艺术创作活动中，传神需要一种自由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创作主体不为任何外在的理念、规定所制约和束缚，恰恰相反，它要在一种悠游自在的状态下，才能完成与对象的神会与沟通。

传神所倚赖的不是主体的理性思维和逻辑分析能力，而是主体的直觉力和体悟力，它不是主体理智把握外在对象的结果，不是以理性分割外在对象并由此获得对象外在特征与属性的结果，而是在感性导引下对对象最深层意蕴的发掘和体味。

方东美指出，善、信、美、大、圣、神是依次递增的关系结构。“善”指值得人喜欢的品格；这些美好的东西能实际存在于他本身则为“信”；能够十分完满地充斥在他那里就是“美”，到此形成的乃是一种君子人格；若他能够凭借着这种先天的善性和种种优美的懿德，将它们光辉地表现出来，就能发展成为“大人”。
而后在创造过程中，经由精神的升华作用，还能够融会贯通者就是“圣”。圣德到了不可测度的境界便是“神”了。这是一个充实完备的人格，即就是说，他的生命精神能够扩而充之，贯注在乾坤之中，笼罩整个宇宙的全部真相与全体价值，与宇宙大化冥合为一。

在方东美看来，儒家的“圣人”以道德完善为首要特征，同时这种道德的陶冶不是靠外力的强制，而是要依理性的磨炼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断地将外在的制度规范、人伦秩序内化到人自我的生命之中，寄寓在人的生命本性里面，使得对生命本性的实践，就是对道德的履行。

就“无己”而言，其中的“己”，也就是“我”，在方东美看来囊括了以下三方面：其一就是代表身体百官的我，它会在精神世界上面产生出物质的障碍，因此要排除掉。
其二是执行心灵功用的我，这种“我”是特殊的器官在执行特殊的活动，只是个别的意识，无法了解宇宙中各种事物的完整秩序和统一结构。
其三就是以自己的主观思想为中心的自我，人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万物，因此容易生出是非好恶之情，从而使物我之间产生隔阂，生出滞碍，因此庄子主张“无情”，旨在去除物我的疆界，使二者冥同为一，而后达至顺任自然的状态。

兼具诗人和哲学家双重身份的庄子，之所以将“无己”“无功”“无名”作为其最高理想人格的标准，原因就在于他了悟人类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表面的价值，及世俗的虚荣而把真性泯灭在了物质世界之中，因此他以寓言的方式讥讽世俗的妄动与无聊，主张必须扬弃小我的局限，使得精神不断升华，与天道合一，正所谓“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生命的解脱和高扬。方东美对庄子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把老子和孔子的智慧推展到极点，同时也为一千年以后的大乘佛学融入中国哲学而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