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东美看来，个体生命只有作为“普遍生命”的一部分，汇入“普遍生命”的创化之流，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一己生命之价值。也正是因此，生命的最高价值在于以开放而无私的胸怀，实现个体生命向“普遍生命”共通体的泅渡与转换。

方东美也着重强调了个体生命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进而强调人们应以“同情体物”的方式对待每一个生命个体。也正是基于此，方东美指出：“虽然宇宙是生命弥漫全局的‘一’，但各个个体的生命意义与独特价值也不容抹杀，也要能从各种立场来设身处地了解，然后就会发现每一个体也自成世界。
在这些自成的世界中，个体生命的形式难免有其自私性，这就需要走出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同时能为其他每一个体着想，然后才能产生共同互惠的普遍利益，这种功夫并不容易，只有透过同情忠恕之道才能达到。”

在方东美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家认为，人存在于至善至美的“普遍生命”流行的宇宙之中，就要对其奋起效仿，依靠自身个体生命的努力，将潜含于个体生命内部的巨大能量激发出来，从而成就不朽的价值。

一方面，宇宙的“普遍生命”在其创化的历程中，挟其美善价值贯注于人类，而另一方面，人类在其感召下，也秉承无穷的创造生机以臻于完美的境界，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神性同其工”，成就理想的精神人格，以求得最高价值理想的实现。

儒家主张人在天地间要不断地尽心成性，实现自我，成为“圣贤”，道家主张个体追求永恒的逍遥解放，进而成就富有“诗人”气质的人格存在，而佛家则是要以先觉的精神来超度人间苦难。

方东美认为，人类生命与宇宙生命是融贯互通的，而这种和谐关系建立的基础就在“天人合德”，即：将人看作是宇宙生生不息创进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他指出，中国先哲所共同追求的，就是通过摄取宇宙的生命来使自我生命变得更加充实，同时更要推广其自我的生命活力，使宇宙的生命更为丰富。

方东美指出，对中国人而言，宇宙绝不是一个由物质存在的机械活动构成的场合，而是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之境，普遍生命携创造之冲动向前推进，一方面在空间内无一处不是交彻互融的；另一方面在时间中无一刻不是发育创造的。

在方东美看来，之所以原始儒家与汉代的儒家思想大不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它保持了人类内在的从创造力所发泄出来的精神自由。因为在原始儒家看来，人站在生命的立场上秉承上天之创造冲动，培养自强不息的浩然之气，并将其扩展到一切生命之境。

与儒家一样，道家创始人老子对殷周之际存留下来的中国古代遗产也进行了哲学层面的继承和改造，将束缚、钳制人类自由的主宰之天转化为非宰制性的“道”。方东美指出，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真相，“道”处在宇宙生命的最高位，在本质上代表了一种真正高超的自由精神，它“既公且大”，“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在方东美看来，佛家所讲“菩提道”也是要通过以否定的态度看透宇宙一切表象，从而得到精神上的大解放和彻底觉悟。
在道家里面，“道”代表着一种超脱和解救的力量，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不仅要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了解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根源，更要探寻这一根源所含带的取向与价值。

道家所谓“道”的价值趋向，并不是某种相对价值，而是超越于一切相对价值之上的绝对价值，亦即道家所谓的“上善”。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方东美将“损”理解为“提炼”，认为其意指只有不断地从相对价值中超脱解放出来，才能得着最精纯，也最至高无上的超越性价值，而这种集一切分别的价值为一的最高价值，就是万物之宗，它既是宇宙一切之所由出的源泉，又是生命创造得以持续的保障。

儒道佛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美感类型：儒家营造了生命的充实之美；道家成就了生命的自由之美；而佛家彰显了生命的超脱之美。
在儒家看来，天道之运行刚劲强健，生生不息，人在此种精神的感召下，德配天地，妙赞化育，与天地参，充分享受精神意义的盎然充满。

人的生命本身因能德合天地，汲取天地之创造及化育力，效仿天地生生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而拥有了顶天立地的雄健气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全和张扬了自己的本性，表现出与自然造化同功的气概，勇往直前地进步和发展。我们发现，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儒家的生命美学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达观、乐生的审美意识。

诗人以“虚静”之心使自己的精神与自然之道相体合，于内里积聚起一股浑厚强健的创造力量，进而将其隐含不露地蕴蓄在诗的字里行间中，即能形成一种雄浑的境界。

道家生命创造的美感生成之基础在“乘虚凌空”。在方东美看来，道家哲学最能体现超越尘世又返归人间的思想精神，道家自认为人世间的一切追求都是徒劳而枉然的，因此他绝不会将自己局限在这一宇宙的狭小角落里，而是遗世独立，飘然高举，在广大虚空中纵横驰骋。
在此之后，其即能不被任何事物所羁累，以超然的态度观照人间之悲欢离合、辛酸苦楚，及种种迷惘之情，由是悠然感叹芸芸众生的高下浮沉，识会其流荡于妄念与真理、表象与本体之间而不能自拔的困境，并进而指出其如若不能放下尘世的纠葛，则将永远难期上达圆满、真实之胜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