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在舜的面前直接推荐皋陶。这样的推荐具有两点含义：一方面，无论是禹还是舜，都没有忽视皋陶的存在，都承认皋陶的分量和地位。这对于皋陶而言，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安慰和精神补偿，即使皋陶没有成为继任的君主，他也可以享有崇高的道义性质的支配力。
另一方面，对于即将继承帝位的禹来说，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敌意，获得支持。禹在舜面前高调推荐皋陶，有助于拉近皋陶与自己之间的情感距离，有助于优化自己继位之后的政治生态环境。

舜让禹去征讨苗民，理由是苗民不大驯服。但是，经过30天的征伐，苗民还是不服。苗民的理由是：尚未晓之以理，便胁之以兵，这属于以力服人，当然不服。禹班师还朝。撤兵之后，舜大兴文德之教，并编出象征文德的舞蹈。果然，过了70天后，苗民主动前来朝拜。

有一些文献，把皋陶与尧、舜、禹合并在一起，统称为“上古四圣”。
益，即伯益，皋陶的儿子，舜任命的山泽之官，近似于现在的林业与渔业部长。弃，舜任命的主管稷事之官，近似于现在的农业部长，把弃这个人直接称作“稷”或“后稷”，是以官名代人名，相当于直接称某人为“农业部长”。

禹说：“自己仅仅是做好本职工作而已。到底做了什么呢？首先是治水。在治水的路途中，与伯益一起，把新猎获的兽肉送给了当地的群众。水患解除之后，与弃一起，安排播种五谷，又把粮食送给众人；又想出办法，在各地民众之间进行调剂，互通有无。于是人人有饭吃，天下因此而得到治理。”

舜说：“君臣之间，确实应当相互亲近，相互依赖。臣是君的眼耳手脚。我想帮助民众，我想治理四方，都需要你们的帮助。我希望你们设计制作不同样式、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礼服，以体现不同的上下等级关系；我希望通过倾听不同风格、不同旋律的音乐，以考察政治的成败与治乱，你们也要帮助我倾听。还有，当我有了过失，你们也要帮助我。不可当面附和，背后非议。我要求我身旁的大臣，都要恪尽职守。对于那些愚蠢而又喜欢谗毁的大臣，要依法予以惩戒。”

禹回应道：“对于大臣，要善于使用，要善于分辨。要依据他们的言论接纳他们，依据他们的业绩考核他们，对他们的工作给予物质上的酬劳。现在，各方面都很配合。只有三苗顽抗，不愿接受分配的任务。您可要考虑这件事。”舜说：“要宣传我们的德教，你安排的任务，三苗应当顺从。如果他们实在要违抗命令，可以请皋陶依法处置。”

舜说完之后，在乐官夔的安排下，音乐响起，各地诸侯登上庙堂，相互揖让致意，堂上的君臣或歌或舞，相互唱和。舜作歌祝愿“大臣欢悦，君主奋发，万事兴旺”。皋陶作歌祝愿“君主贤良，大臣贤良，万事兴旺”。

以禹、舜之间的政治讨论开始，以君臣之间的歌舞唱和结束，这就是《尚书·益稷》的主要内容。禹奔赴四方治理水患，沿途安抚四方民众，致力于公共事业，使天下得到治理，功绩非常突出。

在君臣关系这个政治主题上，禹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点：首先，君主要选用正直的人作为助手；其次，君主要善于发挥大臣的作用；再次，君主要注意对大臣的考核与酬劳。

舜希望制作不同的服饰来体现不同的名分，使上下尊卑关系从人的服饰上就可以看出来。在服饰的设计上，不同的图案、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样式都具有特定的政治含义，实际上是为每个人都贴上了一个符号或标签，强化了人的生存方式的符号性。

舜希望分辨不同的音乐，体察人心的向背、政治的成败，乃至听到音乐背后的呼声、要求、愿望。他以服饰分等级、以音律辨治乱，其实已经描绘了礼乐文明的雏形。

《禹贡》最终的目的，就是天子的声威教化遍于四海，实现天子对于普天之下的支配。按照《禹贡》的逻辑，“天下体系”的形成和实现过程，包含了两条相互平行的路径：一是九州的划分及其贡赋制度，二是五服的划分及其差序格局。

九州的确立、坐实，使天下成了一个饱满的、可以触摸的政治空间。天子作为天下的主宰，就可以在九州这个实实在在的政治空间之内体现出来并发挥作用。它把想象中的天下变成了面对面的、历历在目的、有山有水的九州。

禹建立、完善了贡赋制度，以之作为天子支配九州的制度平台。这里的贡赋，既是各州向天子交纳物质财富的方式，同时也是各州向天子表达政治忠诚、政治服从的方式。通过贡赋制度，以天子为中心、以九州为范围的政治共同体不仅在制度上得以形成，而且还可以不停地运转。

按照五服制度，不同的地理区域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首先是天子的领地，它以国都为圆点，以500里为半径划一个圆，圆圈内部的区域，即为天子的领地。其次是甸服，它环绕着天子领地，是一个圆环状的区域，圆环宽度为500里。在甸服之外，依次是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它们和甸服一样，都以天子领地为圆心，都是圆环状的区域，一环套一环，每一圆环的宽度都是500里。换言之，五服就是以天子领地为中心的五个同心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