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讲话的大意是：天命无常，只有经常修德，才可保住君位；停止修德，就会失去君位。我们商朝取代夏桀，不是因为上天偏爱我们，而是上天要保佑纯德之人；也不是我们乞求民众支持我们，而是民众始终会归向纯德之人。倘若道德精纯，则无往而不胜；倘若道德不纯，则危机四伏。

简而言之，“一德”就是专心专意地恪守圣王之道，信念之坚定可以移山，经得起诱惑，抗得住冲击；“二三德”就是三心二意，没有定准，意志软弱，根本就拿不定主意。

在后来的儒家义理中，伊尹首倡的“一德”概念逐渐演化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照这个体系，“一德”就相当于正心、诚意，这是第一步，它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心灵境界，把蒙昧、无序的心灵打造成纯净、有序的心灵，祛除其中的享乐成分，譬如物欲、色欲、嬉戏、惰怠之类的倾向，强化心灵中的刚健成分，特别是献身公共事务、追求永恒事物的愿望。

在此基础之上，第二步就是格物致知，它的主要目标在于提升理性精神、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亦即认识世界的能力。第三步就是“修齐治平”，它的目标是改造世界。伊尹所讲的“一德”，虽然也兼顾了“外王”，但核心还是“内圣”，亦即心性方面的修养。

在此之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由外在的天命来安顿的，天命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但是，由伊尹的这段临别赠言所表达的关于“一德”的诉求，表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期待着由内在的“一德”来安顿。以往，文明秩序的逻辑起点是天命；现在，文明秩序的逻辑起点是“一德”。从求助于外物转而求助于内心，由内心的秩序来引导、主宰外在的秩序。

《尚书·盘庚》其文，主要记载了盘庚在当政期间作出的一个决断——把都城从奄搬迁到殷，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盘庚所发表的一些言论。根据《史记·殷本纪》提供的资料，盘庚死后，由他的弟弟小辛继位。在小辛当政期间，殷商开始衰败。群臣因为思念前任天子盘庚的功绩，就凭追忆写成了三篇《盘庚》

盘庚：从前，我们的先王与你们的先辈长期共担患难、共享安乐，有这样的背景，我不会对你们滥施刑罚。但是，无论是谁，只要有罪恶，我都会处之以刑罚；只要有善行，我都会赏之以爵位。国家治理好了，是你们大家的功劳；国家没有治理好，是我一个人的罪过。因此，从今以后，你们要各尽其责，出语慎重。否则，我会严惩不贷。

盘庚反复强调了奖励与惩罚两种手段：大臣们有了善行，则赏之以爵位；倘若犯下了罪行，则施之以刑罚。盘庚希望运用这两种手段，匡正大臣们的行为，促使他们致力于邦国事务。

《尚书·说命》三篇，主要是武丁、傅说两人之间的对话录。武丁，盘庚的侄子，在父亲小乙死后继任为君，是商代第23任君主。傅说，智慧过人，德行卓著，堪称伊尹再世，是“武丁中兴”的主要功臣。

武丁继位之后，在父丧三年期间，把政事交给内朝主管，自己默默不语。丧期结束之后，他依然不管政事。大臣们听不到君主发布的命令，感到失去了主心骨，很着急。武丁向他们解释：他自己一直在安静地思考治理邦国的方法；他已经梦见上天给他派来了贤良的辅佐，这个人将协助他发布政令。

傅说担任宰相之后，就向武丁进言：不可轻出号令，不可轻易用兵；国家的治乱系于众臣，因此，任用官员，不能任人唯亲，要任人为能；授予爵位，要授予贤人，不能授予坏人；要有备无患；不要宠幸佞人；勇于改过，可防大错，等等。武丁听了，表示信服。

傅说最值得注意的观点是：贤相造就圣君。他不是从逻辑上来论证这个观点，而是通过打比方的修辞手法来论证的：依从绳墨，弯曲的木头就会变直；依从谏言，平庸的君主就会成圣。

我们看到了中国早期的一种想象：圣君与贤相的黄金组合。在这种体制中，圣君尊重贤相的智慧与品格，听取贤相的谏言，同时也授予贤相足够的政治空间；贤相则殚精竭虑地辅佐君主，使之成为圣君。

高宗，即商王武丁。“肜”（róng），即“第二次祭祀”；“肜日”，即“第二次祭祀之日”。“高宗肜日”之际，一只野鸡在鼎耳上鸣叫，祭祀所用之鼎乃神圣之物，野鸡在鼎耳上乱叫，是不祥的征兆。这既引起了祖庚的惊惧，同时也引发了祖己的进谏与议论。

为了建立起与上天之间的更加常规化、制度化的沟通渠道，明代的君主还专门修建了天坛。天坛是为了让君主更加方便、更加快捷地向上天汇报工作，听取上天的指引，赢得上天的认同，得到上天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