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服之内，也许是当时的中国人能够想象的最宽广的空间了。在这个空间之内，则呈现出一个地理上由近及远、政治上由高及低、文化上由文及野、情感上由亲及疏的政治格局

《尚书》中有多篇以“誓”为题名的经文，《甘誓》是第一篇。全文仅111字，很短。篇名中的“甘”是地名，在有扈氏的国都的南郊。“誓”是君王告诫将士的一种文体。
《甘誓》的主角是天子夏启，他因诸侯有扈氏不服自己继承帝位而出兵讨伐之，战场就在有扈氏的家门口。因此，这篇文献记载的是夏启攻打有扈氏之际所发表的临战前的檄文。

按照启的指控，有扈氏与夏启同姓，既有君臣相处之义，也有兄弟相亲之恩，因此，按照自然法则，有扈氏应当恪守为臣的本分，顾及兄弟的情分。有扈氏的挑战行为既违背了君臣之义，也违背了兄弟之恩，因而既轻漫了仁、义、礼、智、信五种人伦之道。

有扈氏认为，君主的更迭，应当遵循以“让贤”为核心的禅让规则。从尧到舜的更迭，从舜到禹的更迭，都是实施“让贤”规则的结果。但是，夏启继承君主之位，本质上却是“父传子”，这就打破了“让贤”这个基本的政治准则，因而，是一种违法行为。

对于有扈氏的责难，夏启并没有正面辩驳，他诉诸更抽象的五行观念，认为人的行为要符合天地之间的运行规律。有扈氏对于君臣关系、兄弟关系的伤害，具有叛逆性质，是对自然规则的轻慢。
在夏启看来，这种以五行为核心的自然法则，乃是一种更高的、更应当遵循的规则。对这种规则的轻慢，则是一种更严重的不义；对这种不义行为的征伐，当然具有正当性。

有扈氏的言行，是在捍卫一个品质更高的政治传统。如果尧、舜、禹之间的禅让确有其事，如果这个伟大的传统终止于夏启，那么，有扈氏即为这个伟大的政治传统的殉葬者。他虽然被夏启的武力所灭，但他所代表的政治观念，自有其不灭的价值。

根据《史记·夏本纪》和《尚书·虞书》提供的线索，可以注意到，早在舜当政时期，皋陶、伯益父子的政治声望就已经很高了。因此，按照当时的政治传统，禹死之后由伯益接任君主之位，应当是最为妥善的政治安排了。事实上也是如此，禹死之后，伯益接手了政权。但是，仅仅过了三年，政权就从伯益的手上转移到启的手上。

虽然，天下的多数诸侯都归顺了启，都善于“识时务”，但是，依然有一个诸侯明确地提出了异议，那就是有扈氏。根据《尚书·甘誓》的记载，为了惩罚有扈氏，夏启要求：战车左边的兵士要善于射箭杀敌，战车右边的兵士要善于执戈杀敌，驾驶战车的兵士要认真驾车。服从命令的，在祖宗的神位之前给予奖励；违反命令的，在社稷的神位之前给予惩罚——要么贬为奴隶，要么直接杀掉。

夏启亡故之后，按照他开创的“传子”政治，天子之位传给了他的长子太康。但是，太康却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即使继位作了君主，依然耽于玩乐，丧失了一个君主应当具备的德行、应当履行的责任，以至于百官众臣都失去了敬畏之意，效忠之心。

有一回，太康又由着性子外出打猎取乐，逛荡了一百天都不回来。太康骚扰的诸侯国叫有穷国，国君名羿，他见本国民众都不堪忍受太康之恶，于是率领众庶，将太康驱逐至河的对岸，太康竟无法脱身返国。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奉着他们的母亲在河边等他。就在等他的过程中，兄弟五人写下了五首歌，这就是《五子之歌》。

第一首歌主要讲民众与邦国的关系。认为民众应当亲近，绝不可轻视。第二首歌主要讲享乐与灭亡的关系。歌中转述了大禹的训诫：喜欢美色，喜欢游猎，喜欢喝酒，喜欢音乐，还喜欢华丽的宫殿——这五种毛病，只要犯上一种，就会灭亡。然而，这五种毛病，恰恰正是普通人的嗜好。

第三首歌追忆唐尧，认为，如果违背了尧的治道与政道，也会走向灭亡。第四首歌追忆大禹，认为，如果违背了禹的典章与制度，也会走向灭亡。最后一首歌表达了被民众仇视、抛弃、驱逐之后的懊恼、羞愧、悔恨。

《五子之歌》提到了尧与禹，但没有提到夏启。夏启是“五子”的父亲，是他们最亲近的人，理应在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夏启的名字和身影都没有出现。这种“没有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评价，一种无言的评价。它表明，夏启并没有得到他的后辈们的认同。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君主居于主体地位，是这个政治关系中的主动者，君主如果能够把民众安顿好，就可以让自己的邦国趋于安宁，而邦国的安宁才可能让君主自己安享太平。所以，君主治理国家，应当首先着眼于民众，应当把民众放在心上。

“胤征”，意为胤侯出征讨伐他人。胤侯，夏王朝的诸侯，也是夏王朝天子仲康的大司马，是主管军事的重臣。夏启的长子太康死去之后，夏启的次子、太康的兄弟仲康继位成了夏朝的天子，是为夏朝的第三任君主。
其间，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员羲氏与和氏，在自己家里嗜酒成性，长期不履行责任，仲康震怒，命令胤侯率兵讨伐。这就是《胤征》的背景和由来。这篇《胤征》所记载的，就是胤侯出征之时面向军队发表的一篇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