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向往的古代与孔子梦萦魂牵的西周、孟子心驰神往的三代和墨子朝思暮想的夏代相比更为遥远。“信而好古”的孔子“好古，敏以求之”，倾慕先贤和复古情结溢于言表。墨子用以判别是非的“三表”法，其中的第一表就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上》）。

面对儒家、墨家代表的声势浩大的复古浪潮，韩非代表的法家始终坚信后胜于今。韩非指出，时代在变化，古代与当今社会无论生存环境、经济条件还是道德状况都发生巨大差异。韩非认为人类社会是发展的，因而反复驳斥厚古薄今的观点。有鉴于此，他呼吁因时变法、与时俱进，嘲笑固守旧法不变的墨守成规。

诸子百家的争论并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源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有感而发。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至于辩者或纵横家，更是以纵横捭阖的游说为业。与他们的鼓噪之声和热衷仕途相比，庄子选择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然世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世态的疏离与现实的喧嚣形成了强烈反差。

原因在于，庄子将人与万物一样视为道——“物物者”所物之物。这样一来，人便在本质上与世界万物没有了任何区别。因此，说到人之本性，人也因而只有“物”性而没有“人”性。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庄子并没有专门对人性问题予以论述或探究。说到庄子对人性的看法，只能根据他的论述笼统地说，庄子以天然本性为善，强调素朴为美，呼吁对人之本性的返璞归真。

离开齐国的荀子，选择了楚国。而接待荀子的便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他很早就知道荀子的贤名，便任命其为兰陵令，还封他上百里土地。然而还没等事情有什么进展，便有人给春申君进谗言说，让荀子留在楚国，会对楚国不利。荀子听到这些传闻，自知在楚国不能长留，便谢绝了春申君的任命，离开楚国回到自己的祖国——赵国。

约公元前266年，荀子曾游于秦国，考察秦国政治军事、风俗人情等，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但并未被采纳，后返回齐国。此后，荀子辗转于齐、赵、楚之间，最后在楚国任兰陵令，一边从政一边著述，直至去世。

曾振宇《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青岛出版社，2023年，22章）
在孔子看来，“仁”是“礼”、“乐”的实质内容，是人之为人的必然要求。孔子视“仁”、“礼”并重，将二者有机地结合，统一在他的思想学说和生命实践中。在孔子看来，丧礼并不是一种外在的束缚，而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是子女发自内在的仁爱之心的体现。假如父母去世，子女却无动于衷，心安理得地去享乐，子女就是缺乏仁爱之心的人。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这是孟子试图给“仁”下的一个定义，以恻隐之心言仁是孟子对孔门仁学的一个创新。“恻隐”是指对他人的不幸、危难境遇而产生的哀痛、同情之情。《孟子·告子上》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认为：要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关键在于使老百姓有稳固的产业，以维持其基本的生活。只有士才能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即没有稳固的产业却有稳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至于一般老百姓无恒产便无恒心。因此，要使老百姓有恒心，就得使他们有恒产，对于老百姓来说恒产就成为恒心的必要条件。

《荀子·臣道》仍然倡言“仁者爱人”、“仁者必敬人”为治道之本。《荀子·大略》主张“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天施然也”。他强调：君主是否有仁心是治道的根本，而智和礼则在其次。

《春秋》的主旨在于明王道，而王道的精神则是仁。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是批判当时社会缺乏仁，而仁是王道政治的本体。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仁，天心。”这是说天之所以永不停歇地化生、养成天地万物，是因为天有“仁”，“仁”也就是“天心”。

孔颖达是初唐著名的经学家，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监的副校长）、国子祭酒等职。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与颜师古等编写成《易》、《诗》、《书》、《礼记》、《春秋左传》“五经正义”，对魏晋以来之纷杂经说进行综合整理。这是一套依据传注而加以疏通解释的统一经书，使士子习有所宗、科举取士有所依。

孔颖达把“仁”看成道德修养的根本，他疏《中庸》中的“修道以仁”说：“言欲修道德，必须先修仁义。”他强调道德修养首先是修仁义。
韩愈一生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中唐五朝皇帝。在道佛大炽、儒学衰微的情况下，他以求圣人之志为己任，认为必须重新振兴儒学，强化儒学的正统地位，彰显儒家的道统。

韩愈能够抓住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仁义，并多次在诗文中表达其对仁义的推崇。譬如：“平生企仁义，所学皆孔周。”“孔丘殁已远，仁义路久荒。”[插图]他《与孟尚书书》说：“宗孔氏，崇仁义。”

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以人为主体为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确立基本的价值系统，建立一套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程颢在《识仁篇》中开篇就强调“学者须先识仁”。这里的“识”，不是认识论所说的“认识”，而是一种体悟、觉解、默契、感通，是儒家德性修养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