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老子部分仅有五百多字。司马迁在排列各个列传的顺序时，总是以列传第一传主年代为标准，司马迁把老子的列传排在第三，在管子之后，司马穰苴之前，而司马穰苴是春秋末年人，可见司马迁是很明确地认定老子是春秋末年的人。

《道德经》有突出的原创性和大体融贯的思想核心和系统，不太可能是很多人的集体创作。比如，《道德经》第一次将“道”字作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和总根据；《道德经》是第一个使用“自然”的先秦典籍；《道德经》还是第一个将“无为”作为行为原则反复强调的文本。

据记载至少有七位皇帝注解过《道德经》，流传到现在的还有四个御注，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和清世祖福临，即顺治。顺治皇帝相信《道德经》是给天子写的书，一般人没有这个地位，所以无法体悟其中的要妙，只有他这种皇帝身份的人才能读懂。

慈之爱没有特定的对象。慈之爱不求对等，不求回报。这一点与现代汉语的爱非常不同。古代讲泛爱众，讲仁者爱人，那时的爱与男女之情无关。男女之间的爱应该是相互的，我爱你，就期待你也爱我，有对等、回报的意思。但慈就没有这种对等和回报的意思，是无条件的内在情感，不求回报。

《道德经》主张的是对某些非必要的或过多欲望的节制，并不是对基本欲望和需求的限制。古代表达的灭人欲也好，无欲也好，字面义好像是完全不要欲望，实际上是指过多的部分，超越普通标准的内容。正如老子的“无为”不是毫无作为，“无欲”也不是毫无欲望。

反智主义，最早由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主要针对当时的美国社会不重视主流社会价值的权威性，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等现象。它的原意比较复杂，也比较模糊，翻译成中文“反智主义”之后，就容易望文生义，似乎就是反对知识或智慧的意思。

《道德经》所主张的“愚钝”，主要是个人的，道德的，心理的淳朴无私和谨言慎行的状态，和科学知识无关。
我们都是现代人，现代人必定有与古代人不同的思想，现代人对一些语词的理解必定会与古人不同，但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这种不同，就会很自然地用现代概念来解释《道德经》的思想。

《道德经》中的“国”字和我们今天讲的“国”很不同。它所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封邦建国的国，也就是周天子分封子弟功臣到各地当诸侯，诸侯在他们的封地上建立的“国”。诸侯会再封他们的子弟为大夫，大夫在封地上建的被称为“家”。这个家也是一块封地，与现代汉语的家完全不同。

《道德经》里第61章：“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于大国。”它的意思是大的诸侯国以谦卑的姿态面对小国，则可以得到小国的依附或归顺；小的诸侯国以谦卑的姿态对待大国，则可以得到大国的保护或容纳。

道超越视觉、听觉和触觉，也就是超越一切人的感官作用的能力和范围，人的一切通常的感觉能力和认知能力都没有办法直接把握形而上之道。道是超越的，是绝对的，普通的认识渠道无法实现对道的认识或把握。因此，认识道的方法只能是超越具体知识的冥思和体会。

《道德经》中的圣人是道的原则的人格化体现者，因此高于统治者，而不等于统治者。说到统治者时，《道德经》多用“王”“侯王”、王公、人主，这些才是现实的统治者。“王”字的使用次数不过10次。

《道德经》中的圣人是道的原则的人格化体现者，因此高于统治者，而不等于统治者。说到统治者时，《道德经》多用“王”“侯王”、王公、人主，这些才是现实的统治者。“王”字的使用次数不过10次。就《道德经》原文来看，圣人是道之原则的体现者，可以“为天下式”。而侯王是应该遵守道之原则的，但谁也没有把握他们一定会遵守，所以只能说“侯王若能守之”。

圣人的概念寄托与表达了老子的理想和主张，他反映老子对现实的态度和希望，却不是对现实政治的很直接的批评，更不是现实的政治设计。换句话说，老子的政治智慧是“学”而不是“术”，是思想的产物而不是政治的需要，是理论的表达而不是现实的谋略。

老子的无为既不是对一般人的要求，也不是对实际在位的统治者的直接的出谋划策。无为的概念对昏庸的或残暴的统治者当然有一定的批评意义，对在位的统治者也有一定的劝诱、建议的意味，但这都是间接的，不一定是《道德经》写作的中心主旨。

当道的作用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后，它的特点、属性或推崇的价值就变成了对人类如何生存、如何繁衍生息的指导原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人是有自主性的，人可以有意地服从或违背道所推崇的社会生活的方向和价值原则。在这个层面，就产生了客观的宇宙之道和人类的自觉意识、自由意志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