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废”就是人类有意无意地忽略、忘记了“道法自然”的价值方向，这才需要仁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人类有智谋，就会产生虚伪的言行；有了亲戚关系的疏离和冲突，就会发明和强调上慈下孝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因为出现了动乱，甚至是篡权的行动，才会出现了令人钦佩的忠臣。

人类无法改变道生成宇宙、维系万物的功能，但是人类却有能力决定在自己的生活中破坏还是实现道的基本价值，人类漠视或违背道所提倡的价值原则就是“大道废”，就是道所推崇的价值原则对我们没有起作用。

《道德经》第30章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是说，从道的价值原则出发，就要劝阻君主，不要以军事力量逞强，因为战争必然造成各种灾难，田地荒芜，荆棘丛生，饥饿灾荒会随后而来

《道德经》第46章也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大意是天下有道的太平年代，马用来务农，马粪等可以作肥料。天下无道，即战乱年代，那时母马也得上阵，甚至在战场上生下马驹。

《道德经》第30章说：兵器是不祥之物，人们讨厌它，所以有道之人不喜欢它，万不得已而使用它，也要以淡定的心态来使用，即使胜利了也不能得意洋洋。得意的态度表示你乐于杀人。乐于杀人的不可得志于天下。杀人越多，越要有悲哀的心情，所以，打了胜仗，要以丧礼的心情对待这种胜利。显然，老子对战争是从根本上否定的，这种否定是出于对生命，包括对对方生命的尊重。

老子确信，以慈柔为怀的人，“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就是说，关心百姓利益和生命的人就会得到百姓拥护，因此不得已打仗就能战胜强敌，不得已要守卫城池，必定固若金汤。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自然”的地方有5次，在其之前，我们没有发现“自”+“然”的临时组合的词组，这就是说，它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复合词出现的。在老子之前没有人用过这个词，老子之后用得也不多，直到魏晋时期的王弼注解《道德经》时才大量使用自然一词。

“辅”字最早指车轮两旁增强承载力的直木，做动词即辅佐、协助之意。“辅”只能是帮助他人的非强制、非直接操控的行为；是为了行为对象的利益，而不是辅自己，为自己，绝不是行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

老子认为，最好的执政者不会强迫百姓做任何事，也不会向百姓炫耀自己的恩德，百姓仅仅知道他的存在，而不必理会他的存在，更不必歌颂他的伟大或向他表示感谢。次一等的执政者会做一些令百姓感恩戴德的事，这是传统的或一般儒家所歌颂的圣明君王。

“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句话所提倡的是社会的治理者应该尽可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感觉有人在上面监督或控制他们。“自然”的原则强调动因的内在性，这就要求将外在作用变成间接的、辅助的功能。

法律制度、新技术、新器物，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出现并发展的，这些新事物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应需要而出现的，因此有其合理性，给人类带来了很多实际利益，但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问题或麻烦。

《道德经》里的“自然”指的是一种价值原则，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基本意思是自然而然，也就是没有强制和压迫，也没有内外冲突。所谓辅万物之自然只能是为一切个体、每个个体的自主的、无制约的发展提供可能和条件。这当中首先是消除对一切个体的限制和束缚，这也就隐含着对万物中一切个体的慈爱、关照和尊重。

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是指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更多权力和利益，因而每个人都成为别人抢夺和伤害的对象，这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如果说老子的自然间接地反映了早期农业社会的最高社会理想，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则隐晦地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早期自由竞争和贪婪掠夺等现象的观察。老子的自然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则是为了引导读者接受其结论的一种假设的前景。

老子向往的自然而然的和谐的社会生活似乎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某个家庭、某个学府、某个公司、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的社会氛围比其他地方更为自然，有更少的压迫感、更少的强制性，也就是较符合自然而然的价值原则。
因此，似乎高不可攀的自然的价值理想是可以在一个地方、一个时期、一定程度上实现的。只要多数人认识到这种价值的意义和实现的可能性，那么，只要把一个局部、一个时期的自然氛围作为理想状态扩展开来，在较大范围、较长时期实现自然的秩序也不是不可想象的，而人类总体的生存状态就会因此有所改善。

《道德经》第33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大意是能够了解别人的人是有智慧的人，能够了解自己的人才是高明的人。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是有力量的人，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强大的人。从老子原文来看，战胜自己就是要克服常人都有的一些本能和欲望。如自我炫耀，自我表现，自高自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