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是对自然情欲的节制。孔子乃至于整个儒家思想尽管重视内在的心性之修养，但是始终都是以承认、肯定和尊重人的自然情欲的满足为前提。孔子虽然更多强调仁、礼、道等道德的超功利性，但是他并不反对人们对“利”或财富的追求，只不过是他更为强调人如何超越个人私欲而实现人在群体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孔子主张“克己”而不是“灭己”。

“克己”是对个体主观任意性的克服和个体生命有限性的超越。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能够从“个体”的局限中挺立出来，并且在对宇宙、对自然、对他人的情感体验和内在反省中追寻人生价值和意义。

魏冬《张载及其关学：“横渠四为句”视域下的现代阐释》（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7章）
“横渠四为句”的经典表述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在其著作《横渠语录·语录中》中，这句话的表述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表述，最早出自文天祥的《御试策》一文。南宋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以第五名中进士，参加了由宋理宗亲自主持的殿试。
在临安殿试的答卷即《御试策》中，文天祥说：“天地与道同一不息，圣人之心与天地同一不息。……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

可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提法，并不是张载的原话，而是文天祥最早这样讲的。在文天祥看来，宇宙间存在着和天地一样亘古长存、千年不息的精神，这就是与圣人之心同等的“道”。
无论天地万物怎样变化，始终存在着一种不息长存的精神，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天地精神、圣人之心的经典表达。正是基于这篇浩气长存的《御试策》，文天祥被擢拔为当年的状元。

这说明至少从南宋开始，张载的“四为”句已经在知识分子中得到认同并被广泛运用。不管“四为”句在历史的流变中出现过多少不同的版本，但大家普遍认为这句话是张载提出来的。

“横渠四为句”，在张载的著作中只在《张子语录》中出现过一次，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张载对这一句话的任何解释和论述。在张载的弟子中，也没有人讨论过这一句话。

“横渠四为句”是张载在五十岁之后隐居横渠时提出来的。而张载隐居横渠的七年，是他思想创造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思想的成熟时期。张载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他的“四为”精神在思想建构上的具体体现。其宇宙观的建构，体现了“为天地立心”的情怀；人生观的建构，体现了“为生民立命”的现实关怀；而对圣人和经典的诠释，体现了“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对道德实践和社会秩序的构想，则体现了“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

徐克谦《儒家中道哲学的历史渊源与当代价值》（光明日报出版社，2020年，6章）
孔子在回答仲弓关于“仁”的提问时，也点名了“仁”的核心内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表明“仁”意味着自我和他人之间将心比心、相互对待、设身处地的关心和同情，这也就是所谓“忠恕”。

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章）
天即广义的自然及本然，人则首先指主体的创造活动（自然的人化过程）及其成果（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形态）。“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斯人之徒”即超越了自然状态而文明化的人。作为文明时代的主体，人不能倒退到自然状态，而只能在人化的基础上彼此结成一种社会的联系。在此，孔子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肯定了人文的价值。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礼在此不仅仅是一种往古的陈迹，它同时也是一种广义的文明象征，因而，“从周”也相应地意味着确认人类文化创造的历史意义。孔子之注重“夷夏之辩”，表现的也是一种类似的价值取向：夏之高于夷，主要便在于其文明程度优于后者。

人类在从自然分离出来之后，便开始走向自由的艰难跋涉，而这一过程又始终是在必然性的制约下逐渐实现的。孔子很注重意志的品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不可夺志，既体现了主体的尊严，又表现为一种非外在强制所能左右的内在力量。作为主体内在力量的具体体现，意志的功能首先展开为道德选择：“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在谈到人与道的关系时，孔子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此处之道，泛指一般社会理想或原则。人能制定社会理想，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之化为现实，而社会理想在尚未获得现实形态时，并不能成为塑造人的实际力量。

《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古”象征着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形态，“今”则代表了当时的现实。所谓“为己”是指自我的完善，“为人”则指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誉。
孔子所说的为己，主要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但这里毕竟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自我有其自身的价值：所谓为己，无非是在道德涵养中实现这种价值。
同时，以为己否定为人，也意味着将评价的标准从他人转向自我：个体的行为不再以他人的取向为转移。就此而言，为己说又包含着按主体自身的理想来塑造自己的要求。

以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为目标，决定了道德涵养主要与自我的努力相联系。孔子对主体的力量抱有乐观的自信，而主体的力量首先即表现于道德领域。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在道德实践中，抑或在德性涵养中，自我都起着主导的作用；主体是否遵循仁道规范，是否按仁道原则来塑造自己，都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身的努力，而非依存于外部力量。
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强调求诸己而反对求诸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如果说，“为己”主要从道德涵养的目标上肯定了自我的价值，那么，“求诸己”则从道德实践及德性培养的方式上确认了自我的能力及价值，二者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对个体（自我）的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