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天地万物的普遍感通，《易传》进而引出了人际的彼此联系与感通：“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彖》）“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同人彖》）
所谓感人心，通天下之志，也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彼此沟通，以达到同心同德。一旦主体之间能达到相互沟通，那就可以突破自我中心，消解紧张与对峙，形成开放的心态。

《易传》的主旨在于建立形上的价值本体，《中庸》的特点在于将价值本体内化于日用常行及主体意识。
所谓平天下，也就是通过经世治国，以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至善作为价值目标，具有导向的功能。当主体的价值目标尚未明确时，其行为往往游移不定，难以做到专一，而价值目标则为主体规定了一个总的方向，从而使之能够避免各种外在的、偶然的因素之干扰，在行为中稳定专一，从容中道。在此，价值目标不仅对主体意识及行为起了统摄的作用，而且使价值原则的贯彻落实得到了内在的保证。

明明德于天下及平天下是至善之价值目标的具体化，而在《大学》看来，这种目标的达到，最终又以修身为前提，所谓修身，也就是个体的自我完善。于是，在实现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个体的作用便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它构成了整个价值追求的出发点。正是在此意义上，《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一方面，至善的价值目标作为总的范导原则制约着个体的行为；另一方面，个体的完善又构成了实现价值目标的必要前提，二者表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作为一个与价值目标相联系的过程，修身并非隔绝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活动之外。个人不能离开家、国、天下而存在，个人的完善同样也不能离开家、国、天下中的具体践履。《大学》将明明德与亲民联系起来，一开始便表明了这一点。

当个体独处某种特定境遇时，由于公众舆论的压力暂时不存在，因而往往容易偏离道德规范的约束，惟有过好独处这一关，才能在各种境遇中避免出格。所谓慎独，也就是在直面自我之际，依然保持道德的操守。

心即广义的精神本体（主体意识），正心即净化精神本体，使之合乎普遍的社会规范；诚意则指不自欺，不自欺亦即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真实地面对自我。总起来说，正心诚意，也就是建立明觉而端正的精神本体。

止于至善与修身为本是《大学》的两个基本主题，前者作为价值目标而为主体提供了总的行为导向，后者则为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本的出发点，使之避免流于虚玄抽象。
价值目标在广义上可以视为道德理想，止于至善使儒家的价值追求始终受到理想的范导；修身作为走向至善的立足之点，则突出了个体在价值追求中的本位性质。后者在《大学》中又具体展开为两个方面：它既表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内化过程，又展开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化过程。

仁义本是普遍规范的内化，而行仁义则相应地表现为由内向外的过程。但是，如果遵循仁义仅仅是为了做给别人看，那么，它就难免趋于虚伪化。内在的仁义尚且如此，以礼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规范一旦衍化为外在的矫饰，则更难避免“伪”的归宿。

儒家讲道德规范，本来注重其超功利的一面，然而，规范体系一旦成为名教，则名本身便会成为追逐的目标（名立则誉随）。于是，道德行为便渐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合乎名教不再是敦朴之德的自然体现，而是衍化为一个望誉冀利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应，作为名教体现的规范也蜕变为猎取名利的工具：遵循仁义，成了“用”仁义。而以仁义为工具，当然难以形成真正的德性。

人固然应当超越感性的层面而达到理性的升华，但如果仅仅注重理性精神的发展而完全无视感性生命的充实，则理性的精神境界不免趋向于抽象化与玄虚化，而人本身则相应地容易成为片面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