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核心在于对人力与物力的合理统筹、调配及利用。“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谋攻篇》），其原因便是善于制造“势”。善于打仗的人在开战之前已经让自己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作战当中，也需要构造不同的“势”，孙子一再强调，善战者不是迫使士兵拼命，而是能够“择人而任势”（《势篇》），只要能有效地对各种资源进行调配，即使人数不占优势，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避实击虚，因敌而制胜。

相对于西方用理性思辨的方式来考察、探究形而上学的对象，中国哲人重视的则是对存在的体验，是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工夫的达成。
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系统，其内容约略可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修养论与政治论五个部分，以前三个部分为主干。

对于国学与传统文化，所谓“批判”，是在全面深入理解基础上所作的内在性的批评，而不是不相干的外在批评；所谓“原创”“创新”，是真正在全面继承基础上所作的开拓，是扬弃；弘扬传统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而是调动并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资源，以其中的某些因素介入、参与、批判、提升现实，促使传统与现代的互动。
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互通性，因此相互诠释、比较的哲学研究工作不仅有可能，而且有意义与价值。“中国哲学”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含着内外不同地域、民族的和同一民族不同的哲学传统的渗透与融合。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独特性，但这绝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普适性与普世价值。相反，任何地域、民族、具体、特殊的精神资源中都有其普遍意义。

在儒家看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行仁的基础。君子做事抓住根本，根本既立起来了，人间道路自然畅达，所有其他的事都生生不已地得到发展。在儒家看来，亲情是人的所有情感中最真诚最美好最重要的感情。儒家从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与表达出发，认为亲人死后，不可能立即忘怀，在制度上规定守丧的仪节规范，有助于人性、人情的养育与社会风气的淳化。

墨子认为知识必须要有统一的标准，否则将无法辨别是非得失，他称之为“言必立仪”。关于知识的分类，墨子提出了“察类明故”的主张。墨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理”等概念。
“辩”是指论辩之术，“类”是指事物的类别、类推，“故”是指事物的原因或行动的目的，“理”则是取舍是非的根据。“察类明故”，是说在认识和辩论的过程中，要对事物进行合理的分类，分析各类事物的同异、因果及其根据。

在名实关系的问题上，墨子主张“取实予名”，认为应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名称。“名”是能够指称事物并反映其本质的概念。在墨子看来，只知其名，还不算真正的知识；既知其实，又知其名，且名实相合，才是真正的知识。
墨子认为知识来源于“耳目之情”、“耳目之实”（《明鬼》），这是墨子认识论的出发点。但墨子并非狭隘的经验论者，他还提出了“谋”这种重要的认识方法。墨子说：“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非攻》）“谋”即思考之意，这是墨子认识论思想中逻辑推理的面向。用现代学术话语来说，“耳目之实”属于感性认识的范围，“谋”则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

墨子论证鬼神实有，认为鬼神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威慑警戒的功能。墨子以鬼神之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赏贤罚暴，使百官和小民都心存畏惧，不敢胡作非为。“天志”、“明鬼”之说，是借用超越的神秘的力量来治理现实社会的病态，以“兴利除弊”，并塑造、规范一个合理化的、理想化的社会。

天是人之道的源头。天善良无私，滋养万物。天创造了日月、星辰、大地、四时，促进五谷麻丝生长，为人类提供衣食之财。法天，首先因为天的性格为“仁”，天最公平、公正。墨子意在效法天之道来治理人事，规定人之道。
“天”的意志是道德判断、品评的最高权威。王公大人乃至天下万民的言行、举止、政事，是善是恶，一切由天的意志来裁决。以天的意志为法为仪，衡量裁判一切。而天的意志是“仁也、义也、爱人、利人”。墨子不仅在寻找“天”作为道德的根据，道德的评价标准和道德的赏罚力量，而且在观照天、地、人、物、我的关系时，明确表示了以天为宗，以天为法的思想。
墨子以“天”为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以“天志”为最高准则和尺度，用以衡量天子、王公大人、卿、大夫、士的刑政和言论。在“天志”面前，人人平等。他试图借助于“天志”迫使为政者心存敬畏，随时警戒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恶”（《天志》），给予天下百姓以生存的可能和起码的利益。

在“尚贤”的前提下，墨子又设计了“尚同”的社会蓝图。他主张“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尚同》）。天子以下，从三公、诸侯到乡长、里长，也都选拔贤者担任。

墨子反对战争，反对亏人以自利，认为一切灾害都产生于“别”。所谓“别”，即偏爱、自私。人人都从偏爱出发，亏人以遂其私，所以导致了“交相恶”的不良局面。墨子提出的拯救办法是“以兼易别”。所谓“兼”，即每个人都毫无分别地爱一切人。墨子以兼为善，以兼为仁义，其“兼爱”的背景是“互利”。

墨子劝诫“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盼望建立一个“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的公平合理社会。他详细分析了攻战的“不义”、“不利”。
在墨子看来，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然而，“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非攻》）墨子揭露无义的攻伐“夺民之用，废民之利”。

墨子的“尚贤”要求冲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世袭制度，主张政权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他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认为凡有才能者都可以得到官禄，以德就列，任之以事，以劳行赏，量功分禄。

墨子以爱人若己、为人犹为己的“兼爱”思想解释仁德，将“兼相爱”看成是“仁者”所追求的最高道德观念。在墨子看来，“仁者”就是能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之人。
墨子针对当时国与国互相攻伐，家与家互相抢夺，人与人互相残害，强凌弱、富侮贫、贵傲贱、智诈愚等一系列罪恶的社会现象，认为这些都是“天下之大害”，决心加以救治。
他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都是由于“不相爱”引起的。人人都知道自爱其身、自爱其家、自爱其国，而不爱他人之身、他人之家、他人之国。“相爱”指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所以又叫“兼相爱”，即不分人我、彼此，一同天下之利害、好恶。

就思想的回溯而言，老子回溯得最远，是结绳记事、小国寡民的伏羲、神农的时代。墨子回溯得次远，是古朴勤力的夏禹之世。孔子回溯得最近，乃礼乐鼎盛的文王、周公之“周文”。他们心中的榜样，诉诸的权威，各不相同。
老子取一种批判文明或超越人文的态度，孔子取一种张大文明或弘扬人文的态度。墨子介乎二者之间，取一种扬弃文明与人文的态度，即从平民阶级的利益出发，对文明或人文做出选择，既肯定又否定，既保留又克服。

《史记》无墨子传，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后附了寥寥二十四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汉书·艺文志》班固注曰：“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也语焉不详。墨子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其身分可能是有一定文化知识，接近“农与工肆之人”，并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的“士”。
墨子也曾周游列国，奔走于齐、鲁、宋、楚、卫等国，宣传自己的主张。儒墨两家同样尊崇尧舜，都以《诗》、《书》为经典，但取舍不同。面对“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的大背景，老子、孔子、墨子追溯着不同的思想根源，创造了不同的思想范型，以应对当时的社会和思想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