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司马谈引用《易经·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说法，认为这六家的学说都是为了安邦治国，他们各有所见，也各有所偏。
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但接着他又说，十家中“可观者九家而已”（即除去小说家），而各家则都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自战国中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了各学派之间相互渗透、彼此融合的发展趋势。两汉是儒、道二家广泛吸收诸子百家，充分发展、丰富自己，并确立自己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学派地位的时期。

刘向是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古籍整理文献学家，他受汉成帝之命率领群儒对汉代中央馆所藏先秦至西汉的古籍进行的大规模典校整理，是对中华文明传承的巨大贡献。刘向领校群书，又具体负责诸子、经传、诗赋类的主校，因而，对战国诸子百家著作、事迹的考察研究尤为深入和精到。

233年，韩非受命出使秦国。在韩非看来，他入秦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保住韩国。他上书存韩，劝秦王先攻楚国。韩非的死是一声钟鸣，敲响了秦朝一统天下的乐曲，也意味着百家争鸣的时代结束。

在诸子之学形成之前，《诗》、《书》、《易》等元典已出现，它们对诸子的思想具有不同意义的影响。这一点，从诸子在其著述中每每引用《诗》、《书》等文献，便不难看到。
从远古传说到夏商周三代，华夏先民逐渐建立起相对自由的“以天道为依据、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的人伦主义思想认知框架。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帝国解体的动乱催化这一未完成的思想认知获得更为自由的发展，形成诸子盛世。

相对于以往对世界及相关对象的理解而言，诸子之学富有思想的创造性。尽管学术立场不同、思想倾向各异，但各家各派都基于对时代问题以及宇宙人生原理的不同理解，提出了自己核心的观念，并由此建构自身的思想系统。
如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并以此为宗旨，建立起一套儒学的体系；老子提出了“道”、“自然”等概念，由此形成早期的道家学说；墨家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等观念，由此成为与儒家并列的另一显学，如此等等。

孔子虽然慎言战争，但并不否定一个国家具备必要的兵力。《论语·颜渊》有一则子贡问政的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表明了孔子的兵力观。孔子认为粮食充足、兵力强大、取信于民是治理国家的三大法宝。

战国中后期，兼并战争非常激烈，战争规模空前扩大，惨烈程度不断加剧，这在《孟子》一书中有很生动的反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继承孔子“教民”的思想，“教民”主要指道德教化和仁义感化，而不是武力征服。
《孟子·正义·告子》记载孟子反对善于用兵的慎子出任鲁国将领的一段话：“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
慎子是孟子的弟子，善于用兵，但孟子却反对他为将，而主张以仁义教化人民，而不是以杀伐得志于天下。孟子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反对的是非正义的战争，而肯定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说：“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

先秦农家的主要主张：
1、人人自食其力，没有贵贱上下，人人都应该参与劳动。许行自己织席子，编草鞋，种地。
2、互助型社会生活，许行并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去种地，百工之间还是要分工的，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与他人进行交易。这种交易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而是互通有无，彼此相助。这是一种理想的非功利性社会。

扬雄提出，“耕”不仅是谋生的方式，从中也可以体悟“道”与“德”。北宋时期，宋仁宗颁布劝耕劝读政策，鼓励士人、农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规定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促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这样一来，便把士人、农家子弟与家乡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耕读相兼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逐渐形成重视耕读的文化传统。
耕读文化为文人士大夫所推崇，更是对回归田园、叶落归根的乡土情结的一种生命诠释，这确是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种田则衣食无忧，有三两知己则心不寂寞。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抚琴，闲则能游名山，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茶，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莫大于是。”

圃的原义是种植果木瓜菜的园地，周围常无垣篱。圃延伸指种菜，或者种菜的人。“农家”一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农家”之称也就始于班固，属“九流”之一。《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从孟子的话中可知农家学派是以神农为始祖，其代表人物是楚国人许行。
《汉书·艺文志》：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在春秋战国以前，教农民稼穑、劝耕桑，发展农业，这都是农官做的事。农家学派是一个从事生产实践的学派，与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们紧密联系，运用自己的知识为农业生产服务。

《太平御览》引《贾子》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不带剑”。《楚辞》中多次言及剑，不仅将士、士人佩剑，甚至东皇太一、少司命等神灵亦皆佩剑。

美游和欧游，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游历。记载前者而有《新大陆游记》，记载后者而有《欧游心影录》。欧游之前，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批评本有取舍，甚至怀疑；欧游归来，他彻底放弃“科学万能”之迷梦，主张在中国文化上“站稳脚跟”。

梁启超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讲道：“人类生活，固然脱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
日本学者西田几多郎曾言，“在启蒙哲学中一切神秘的事物都被排除了”，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生活在内，都为理性所支配，都可在科学逻辑下得到应有的解释。美育能够丰富人类生活，启迪人生智慧，改革、弥补智力教育带来的发展偏颇。

近代以来，科学在西方世界日渐昌明，创造了丰富无比的物质财富，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以为科学无所不能。科学取代了其他的一切思想、学说，尤其是哲学和宗教。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这一“科学万能之梦”。
梁启超写道：“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功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一生不断地致力于“改造国民的品质”，而审美教育就是对国人进行“精神教育”的重要途径。《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在他看来，“欲新一国之民”，就要去“新人心”。审美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去“新人心”，塑铸“新人格”，从而，才能去变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