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骨卜辞可知，在殷代人间的“王”与宗教中的“帝”是同时存在的，殷人把现实世界的首领称为“王”，把理想世界的主宰称为“帝”。由于人间的“王”拥有了统辖各方国的至尊权力，神界的“帝”也就具有了统辖各种自然神灵和社会神灵的神力。

近代人类学家都把巫术的研究作为把握原始文化的主要途径，把巫文化看作原始文化的主导形态，并视之为宗教与科学发展的最初萌芽。巫术的内外、主客、人神不分和浑然一体的精神状态，似乎可以视作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维特征的滥觞。

在人性论上，《管子》主张人性“自利”、“趋利避害”，并把这种本性作为阐释其功利主义的出发点。它指出：“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管子·形势》），“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
“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也”（《管子·禁藏》）。《管子》在强调利时，也非常强调义的作用，它把礼、义、廉、耻定为“国之四维”，并且认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
它虽然强调利，但同时认为不当之利则不应取。“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管子·白心》）。它虽然肯定人的欲望，但同时认为人的欲望应该有度，“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管子·心术》）。

《管子·牧民》中提到了著名的“礼、义、廉、耻”的四维说。强调“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管仲还很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在《管子·权修》篇中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在顺民心问题上，管仲提出“从其四欲”。“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

管子提出，人君应以天地为楷模，“以天地为心”。天道产生权，权产生法，以法治国；地德产生义，义产生礼，以德治人。管子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节。“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
《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认为政策政令的好坏，要以民心向背这把尺子来衡量。《管子·治国》中又说：“凡治国者，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

管仲思想是儒、道、法思想的先驱。“和谐”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该书《兵法》篇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
意思是说，用“道”养兵，人民就能和睦；用“德”养兵，人民就能团结。和睦团结就能协调，协调就能一致，协调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了。
凡是法令所及和风俗所影响到的地方，就像四肢百体和内心一样和谐地得以贯彻和落实，这才是行政所期望的最高目标。

管仲提出在城邑和国都设置“掌老”的官。规定年过七十的老人，一个儿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官家送肉；八十以上的老人，两个儿子免除征役，每月官家送肉；九十以上的老人，全家免除征役，每天有酒、肉的供应。
在城邑和国都设置“掌孤”的官。规定市民死后，子女孤幼，无父母抚养，自己不能独立生活的，就归同乡、熟人或故旧抚养。在城邑和国都设置“掌养疾”的官。聋、盲、喑、哑、瘸腿、半身不遂、两手拳曲而不能伸开的人们，不能自理生活的，官家就养在“疾馆”里，供给饮食，直到身死为止。

在城邑和国都设置“掌媒”的官。男子没有妻室的叫做鳏，妇女没有丈夫的叫做寡，取鳏寡而加以配合，给予田宅而使之安家。三年后，他们就可以给国家提供职役了。在城市、国都设置“通穷”的官。贫穷夫妇没有居处的，贫穷宾客缺少粮食的，所在乡里及时报告，给予赏赐；不报告，给予惩罚。凶年的时候，官府要及时宽缓刑罚，赦免罪人，发放仓库的粮食来供应他们。

《管子·心术》认为，“心”必须遵循着“道”，九窍感官才会各守其职。“道”是什么呢？《管子·内业》：“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道”不能言说，不能看见，不能听到，是用来修心正形的。
“神者，至贵也”，馆舍不打扫，贵人便不会住宿于此，“不洁则神不处”。《管子·心术》认为，“动则失位，静乃自得”。盲动，“心”就失去君位，宁静才能自有所得。“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管子·内业》）“静则得之，躁则失之”，“心能执静，道将自定”。

“执一”就是指把握住“道”，并用来应付万物的变化。《管子·心术》：“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修心的方法，就是把握住“无为”的要领而制驭九窍感官。“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不要让外物扰乱感官，不要让感官扰乱心，这就叫做“内德”。
“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就不会“上离其道，下失其事”了。心有求取知识的本能，能凭借耳朵而感知声音，凭借眼睛而感知形状。依据情感而用心加以选择，就叫做思虑；心中思虑了而能够成为行动，就叫做人为。

“因循而应变，常后而不先”（《文子·道原》）是道家一贯的行为方式。因循，从本质上看，就是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和发展趋势。在万物背后发现大道，并最终与道相合，是道家最高的理想。合于大道，并以道来作为治国治身的指导，是道家的最终门径。

严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价值是对德性生活的极端重视，而儒家的学说尤其如此。他承认西方文化长于智性的发扬，故自然科学最见发达。辜鸿铭则认为：“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逐渐发现，在征服和控制人类情欲方面，还有一种比物质力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之曰道德力。”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击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杂家吸收其他学派的理论是有范围和原则的。其范围就是各派理论中有关“王治”的部分，其原则就是以“王治”为目标，其要求是“通众家之意”，在“王治”的旗帜下将各家有关学说融会成一家之言。

最早用“家”（学派）来称呼诸子学说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介绍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这“六家”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即道家）。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以及班固认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学派有“十家”，除上述六家外，还有农家、杂家、纵横家，以及在街头巷尾说故事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