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时的邮亭，是乡以下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建制是十里一亭，五里一邮，十亭一乡。边境地区往往是把亭、传、驿、邮重叠于一处，相互通用。烽燧是同亭相关联的交通安全设施，秦汉边境地区的城塞之间，烽燧相连，派驻戍卒守望，连列呼应，传递边疆军事消息。

西汉武帝时西逐诸羌后，在今西宁市设置西平亭。东汉建安年间设西平郡，治西都，即今西宁。由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青海道横贯或局部穿过吐谷浑王国，且大多情况下由吐谷浑王国经营、掌控，所以近现代学术界将它称为“吐谷浑道”。

横贯吐谷浑王国的通道之所以被称为“河南道”，是因为吐谷浑国强盛时其王曾被大夏国及北朝、南朝诸国封为“河南王”。吐谷浑先后有11位王得到过“河南王”的封号。

丝绸之路“吐谷浑道”不但联通西域与南朝，而且联通西域与北朝的都城。成汉皇帝李雄在位时，大约公元334年以前，前凉的治中从事张淳出使东晋，其目的一是向成汉表示臣服，二是请求成汉允许前凉通过成汉的国境前往建康。张淳经过数次斗智斗勇，最终说服李雄同意前凉借道出使东晋。

据记载，在公元317~376年的60年间，前凉、东晋和成汉三个政权间相互相遣使共有17次。其中前凉出使成汉2次，前凉出使东晋12次，东晋出使往前凉3次。前凉派遣使团前往东晋主要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册封和军事上的结盟；前凉派遣使节前往成汉主要为了借道；东晋出使前凉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结盟和册封。成汉未向前凉派遣过任何使团。

控据敦煌和酒泉的李氏西凉政权国穷民寡，为了稳定自己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政治统治，除了发展经济之外，还需与周邻的国家发生外交关系。据统计，西凉相继出使东晋4次（最后一次实质上往南朝），而与南凉互相遣使各一次。405年，国势稍定，西凉便派遣舍人黄始和梁兴出使东晋。

沮渠北凉政权遣使东晋和南朝共计6次。其中晋义熙十年（414年）的一次，东晋为了拉拢北凉，形成南、西两面共同夹击西秦和后秦的军事态势，由益州刺史朱龄石代表朝廷主动派遣使节前往北凉。北凉也想与东晋结盟，于是派遣使节黄迅回访。黄讯带去沮渠蒙逊给东晋王朝的奏折，表示自己愿与东晋共谋中原。

唐朝建立后，吐谷浑国一方面派遣使者向唐朝进贡，从武德二年（619年）到贞观八年（634年）的16年中，先后遣使朝贡14次；一方面又乘唐朝巩固政权之机，频繁侵扰唐朝的西部边境。
从贞观八年开始，唐朝对吐谷浑的侵扰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战争结束后，双方又恢复了贡赐关系。从贞观十六年（642年）到二十三年（649年），吐谷浑国每年都派使者向唐朝进贡牛、马及其他方物，唐朝也给予吐谷浑非常丰厚的回赐。直到吐蕃灭吐谷浑后，双方的贡赐贸易关系才随之结束。

西海郡设立后，王莽增立新法50条，凡触犯新法者被强制迁到西海郡。一两年内，被迁到环青海湖地区的内地汉族人竟达到万余人。被迁来的汉族农民和地方官员、郡县兵等大多被安置在郡城居住，也有的被分散安置在各县城中。

王莽末年，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爆发，新莽政权摇摇欲坠，已无力经营远在边陲的西海郡。西海郡的官员和驻军陆续自行退回内地，使防务空虚，羌人趁机占领了西海郡地。西海郡从始设到废止，前后存在了约19年时间。

史书记载柔然第一次出使南朝是在宋元嘉十九年（442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人口移动和民族迁徙空前频繁的时代，也是佛教得到较快传播的时代。随着佛教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西行求法也渐成潮流。

吐谷浑人常常由数十人或上百人结成伙，随吐谷浑国向南朝、北朝派出的官方贡使团结伴同行，沿途进行交易。
隋代继东汉之后，再次在青海境内黄河上游牧区及半农半牧区大规模兴办屯田，其目的主要是防御吐谷浑人。

6世纪前后，西域各国对南朝丝绸的需求量增大，因南朝地区是高级丝绸的主要产地，西域地区的许多商人，包括远在中亚、西亚的滑国、波斯、安息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也千里迢迢来到东西方商贸集散中心吐谷浑，要么定居于吐谷浑国，在当地开展贸易活动；要么在吐谷浑人的帮助下，凭借吐谷浑的介绍和引导，赴建康（今南京）通商。

商队在旅途中，可不断吸收请求附行的商人，扩大队伍。因而商队的成员，经常由众多不同国籍的商贾构成，甚至有的中亚商队内，包括欧洲商人。商队的出现，使各国的贸易往来有了很强的组织性和安全性。

这些驿站在唐朝境内的由唐朝开设并管理，在吐蕃境内的由吐蕃开设并管理，唐蕃双方各自支应境内驿站的交通工具和食宿等。唐朝与吐蕃的边界是动态的，一个时期双方以黄河源头一带为界，一个时期以赤岭（今西宁湟源县日月山）为界。如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年），唐蕃曾“交马于赤岭”，就是说在赤岭交换驿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