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必须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才能对它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就不能进行治理。这就好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必须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医治。
如果不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就不能医治。混乱从哪里产生呢？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诸侯各自爱他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攻伐别人的国家以利他自己的国家。圣人既然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怎么能不禁止相互仇恨而鼓励相爱呢？因此天下的人相亲相爱就会治理好，相互憎恶则会混乱。

墨子把“交利”作为“兼爱”的形下补充。“兼爱”不离“交利”，“交利”终为“兼爱”。于是，“兼相爱、交相利”便成为墨子整饬世道人心、匡时济世的基本原则。在墨子看来，“利”是相互的，你去利人，别人也就会利你，利人是前提，利己是回应。墨子倡导的“兼爱”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
“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对每一个独立主体的尊重、同情和关心，而且意味着对人的自然属性的重视以及对人的自然欲望的满足。墨子的“兼爱”思想没有去追求绝对的道德目标，而是把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作为其不可或缺的形下补充。

《墨子·非命上》提出“三表法”，这是他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和判断是非的标准。所谓“表”，就是标准、法则。“三表”是指“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第一表“有本之者”，是根据古代圣王所经历的事情，即古人的历史经验。第二表“有原之者”，是考察人民大众耳闻目睹的实际经验，即民众现实的切身经验。第三表“有用之者”，是根据客观效果，看其是不是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慎到为什么要强调“任势”？因为在他看来，“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依靠个人的贤能才智并不能够统御民众，而君主所依赖的权势地位却足以使贤人服从。同样，民众之所以听从君主的号令，其实只是对君主势位和权力的屈服。
慎子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没有权势，尧的圣贤就无法施展，而夏桀纵然暴虐无道，但其一言一行仍能影响天下，就是因为他坐拥至高无上的权势。韩非所说的“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和慎子的观点也是一脉相承的。

慎到的祖籍在驻马店正阳县，生于赵国邯郸。《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慎子•威德》篇说：“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意思是，法律法令即使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总比没有法律法令强，因为它可以起到统一人心的作用。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意思是，法律的功用，没有比杜绝私利之事更大的了。强调法律的最大功用就是保证公平、公正，不能徇私。“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法制礼籍与权衡、书契、度量一样，都是用来昭示公平、公正的。

主流的观点将法家思想分为三大派别：势治派、术治派、法治派。三派均以法治为基础，但侧重点不同——势治派强调加强统治者的权力而推行变法；术治派强调统治者必须以帝王之术来控制手下以达到巩固自己权威的目的；而法治派强调绝对的法治，即凡事依法而行。
势派没有论及法治具体的实施方法；术治派则过于强调权谋之术的运用。“势”有三层含义：其一相当于今天物理学上的“势能”；其二指的是一种有利地位；其三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即能支配他人的地位。

法家的治世思想对于统治者来说作用是巨大的，百姓除了教化之外，还需要约束，需要惩治恶人和罪犯。儒家的教化功能对于文明进步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儒家和法家结束了蒙昧时期的随意杀戮，使民心向善。儒家提供了价值支撑和方向导引，法家提供了权威保障和工具支持。
从先秦法家的法治逻辑上说，法治的依据就是趋利避害的人性，用公开的赏罚来祸福利害于人。因为人皆趋利避害，所以法令之公开，一方面可以用福和利来引领、规范和激励人们的行为，使人们致力于富国强兵所需的耕战；另一方面又可以用祸和害来遏制、阻止、处罚人们做出的那些不利于富国强兵的行为。

法家之法治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有厉行法治的君主。从先秦法家的法治逻辑上说，法治之法由圣王生成。圣王之法的依据就是趋利避害的人性，圣王生法、行法不过是用公开的赏罚来祸福利害于人。
因人皆趋利避害，所以法令之公开，一方面可以用福和利来引领、规范和激励人们的行为，使人们致力于富国强兵所需的耕战；另一方面又可以用祸和害来遏制、阻止、处罚人们做出的那些不利于富国强兵的舍本逐末行为。

韩非在《韩非子·五蠹》篇中把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个阶段。“上古之世”是指传说中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时代。“中古之世”是指夏禹治水的时代。“近古之世”是指“汤、武征伐”的“殷周之世”。“当今之世”就是指的他所处的战国时代。
韩非把社会的发展描绘为这样一个过程：即“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 （《五蠹》）可见，周文王实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终于统治了天下。那时，道德感召发挥了政治作用。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五蠹》）在上古时代，道德是可以治国的。韩非所处的时代，弱肉强食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以往的道德准则被破坏无遗，国与国之间，完全为惟利是图的强权政治所主宰。

《韩非子》：“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有些比骨肉还亲，是因为有爱，有爱自然就会亲近，没有爱就会自动疏远。
《韩非子·饰邪》：“摇镜则不得为明，摇树则不得为正。”不停地摇晃镜子，镜子就很难照出对象的原貌，秤在称东西的时候如果不停摇晃，它就无法得到正确的称重。标准和规则，只有在不折腾、不反复、不左右摇摆的背景下才能发挥正向作用；事物的发展需要相对的静止、稳定和平静。

在老子提出“道”这一哲学范畴之前，人们普遍相信“天”、“帝”、“天帝”、“鬼神”等观念，认为主宰天地万物的是“帝”或“天帝”，它是至高无上的。然而，在老子的“道”论中，“道”显然是比“天帝”或“鬼神”更具本原的东西。

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终极关怀，从一开始便植根于现实的人生，从精神的永恒性上强调“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个体生命的终结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生命的历史绵延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延续，还是文化生命的前后相承。

中国哲学往往都与道德修养和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既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改变自身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变自身可能比改变环境更加重要。因为一个人永远只能活在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之中，只能活在自身之中，环境必须通过自身才能感受到。
当别人由于环境的限制而苦恼时，你却会因为自身素质的提高而在精神上感到豁达和愉悦。离开了你的感觉、你的思维，世界本身的所谓客观性又有什么意义呢？存在的意义是离不开我们的感受的。世界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它的意义却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我们是活在自己的感受之中，而不是活在纯粹客观的世界之中。

“凝神遐想”，说明审美活动既是审美主体精神的高度集中，同时又是审美主体想象的高度活跃。“妙悟自然”指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的创造功能。顺应、改造、超越自然，使主客观相符合，使自然更趋完美。
“物我两忘”乃是指在艺术创造鉴赏过程中，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交融、互渗的美学境界。“离形去智”大意是指脱去僵硬的形式和板滞的内容，不刻意描绘形貌。它追求的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的境界。

在绘画色彩上，张彦远提出“运墨而五色具”，以水墨代替青绿着色。唐代山水画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以水墨代替青绿着色。按老庄的美学思想来看，万物本源归结于“道”，“道”是“朴素”的，是无形无色的。水墨代替青绿着色这一变革将中国的美学品格和意蕴充分展现出来，标志着将绘画从写实转向写意，从而开通宋人“尚意”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