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书画同体论”。仓颉之际，文字、图画起初皆依据自然物象产生、衍变。他对中国绘画作了不同时代的概括描述：“上古之画，迹简意淡而雅正；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

迁想妙得，是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的作画构思活动，是画家把握生活的一种艺术方式。“迁想”指画家艺术构思过程中的想象活动，把主观情思“迁入”客观对象之中，取得艺术感受。“妙得”为其结果，即通过艺术家的情感活动、审美观照，使客观之神融合为“传神”的、完美的艺术形象。
这是对绘画审美活动和艺术构思特点的最早的概括，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气韵生动”，便是由“迁想妙得”而达得的。一幅画不仅仅描写外形，而且要表现出内在精神，就要靠内心的体会，思考、思索并把自己的想象迁入对象中，去感悟、把握对象的真正精神气质，才有“妙得”。

中国画对写生的理解与西方绘画的写生有不同的内涵，除了有“模仿”的含义之外，更重要的是体现自然之生意，得其虚灵。明代祝允明：“不知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造化之妙，勃如荡如，不可形容也。”“生”是指万物生长的自然状态，“意”是人们的主观感觉与自然相融合的产物，是人们对客观物象精神的汲取。

唐代张璪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更体现了物象与画家内心相契合的创作历程。中得心源是画家将外师造化所得的素材，通过集中和概括在心中产生的意象。中得心源是把客观世界的“物”与主观精神的“我”统一的过程，也是表现画家鲜明个性的过程。清代方薰《山静居论画》：“烟林云壑，墨气浓淡，一笔出之，妙有天机。”

“迁想妙得”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方法论，是一种理性与感性融合、转化并获得最终形象化表达的思维过程。迁想妙得主要体现的是艺术家把握生活、表现生活的一种艺术方式；是艺术家在感受、体验和理解生活的基础上，运用形象思维，对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概括、加工、提炼，并经由艺术家主观审美情感的灌注、孕育，完成特定审美意象表述的一系列思维活动。
无论在形象的萌生、形象的孕育及形象的完成过程中，还是在观赏者接受作品信息的过程中，作品只是纽带，具有很强的中介性。创作者与观赏者之间基于作品通过理解力与情感感染力的互动，产生最大的共融，进而引发两大审美主体的精神愉悦，是“迁想妙得”的最终目标。

“以形写神”是由顾恺之提出的，是指画家在反映客观对象时，不仅应追求外在形象的逼真，还应追求客观对象的内在的精神本质。“迁想妙得”是与“以形写神”相连带而提出的。“神”是依托形而存在，“神”使形具备了神气，“形”和“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熟人共同体中，人们因血缘、地缘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关心和帮助，关系比较密切。履行责任往往不是出于“礼”的规定，而是人情的自然流露和需要，人情起到了良好的责任担保作用。与此同时，在熟人社会里，违“礼”失责的行为会导致个体背负沉重的道德舆论压力。
一方面，由于熟人共同体是个体一生活动的场所，故而舆论的批评和指责往往伴随、影响人的一生，使当事人在生活中处处受限和碰壁；另一方面，熟人共同体中人与人日常交往的密切也使得个体的活动时时刻刻处在他人的监督之下，缺少独立的隐私空间，这也决定了个体想要逃避责任却不被发现往往是不切实际的。

有鉴于此，个体在权衡利弊之后，通常都会选择遵守、履行相应的责任规定。可见，传统的熟人社会不仅为责任的落实提供了人情担保，同时也具备在责任的赏罚和监督方面的良好的客观条件。
然而，在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相对封闭、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己经取代了熟人间的交往，成为当下的占主导的交往模式，这无疑对建立在传统熟人社会血缘人情关系上的儒家责任伦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在现代都市中，人的自由权和隐私权给了个体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却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和人的交往完全是出于彼此的利益需要。由于缺少履行责任的情感基础，人们往往对陌生人的境遇视而不见、冷眼旁观。

无论在传统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责任永远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人类无法绕开的永恒话题。责任的缺失不仅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并且相应地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地还会引起整个社会秩序的动荡和崩溃。

通常来说，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是权利本位的，权利本位强调个人拥有其他个人乃至集体、国家不得侵犯的各项权利，例如自由权、隐私权、私有财权等等；与此相对的，中国传统社会是责任本位的，责任本位强调处于各种关系之中的个人对他人负有必须承担的各种责任。
权利本位强调个人权利，但不等于不要责任。同样的，责任本位强调人的责任，也并不等于就是对人的权利的忽视。简而言之，权利本位就是个人权利优先，而责任本位则是责任优先。
先秦儒家思想家以责任为本位，强调尽单向度的责任，体现了一种真诚的道德态度，主张先尽自己的责任。即便没有回报，我也不应该放弃自身的责任。尽管常常遭遇挫折，但他们从来不会放弃自身的责任担当。

传统中国人诞生在人伦关系之中，人们不仅认为立身行事必须以关系为出发点，而且认为德性培养的最高境界也是通过人伦关系来实现的。孔子教人终生修其身，使自己的内心活动和外在行为都要合于礼。行“礼”不能是表面的，而是根源于内心真实情感的。
人不但要积极地参与交往关系中，而且将其与他人交往的和谐程度作为衡量品德的标准。在人伦交往中，如果能够做到以“仁”为准则，以“礼”为形式，就可以化解主体间的紧张与冲突，实现同心同德与协力合作，最终达到一种“和”的局面，这是运用“礼”的最高宗旨。

人情交换的实质是交往主体之间以相互投射的情感和适宜恰当的礼节，表示对对方精神的关照与人格的尊重，它采用回报的方式来完成。回报强调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对等报偿，人们不仅以心换心，而且还以物寄情，外化为一种物质礼品的交换。
“礼尚往来”是交往的一种规则，有往无来、有来无往，是违背礼节的行为，是对交往主体的漠视与不尊重。一个通晓人情的中国人，是能够处处表露同情心的人。他能够在别人遭遇各种境况时，作出恰当的情绪与情感反应，悲其所悲，喜其所喜，这样的人便是“通情达理”的。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有两种维度，即劳动与交往。中国传统社会交往是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的，主体间的交往关系是以血缘与情感为基础的，情感的运作逻辑是“我”将“情”投射在他人身上，关怀、关爱他人，并得到他人的回应，这使得人们甘愿承担责任与义务，并以自律的方式提升自我的德性品格。与此相反，西方伦理价值是与“个体本位”息息相关的。

传统交往过程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交往关系的相互性，一是交往关系的等差性。西方个人本位的伦理价值观充分肯定了人的个体性价值，这也是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与技术得以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然而，极端的个人主义已经给西方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弊病。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中，人们为了个人利益斤斤计较，淡漠了亲情关系，缺乏团体和谐意识。